[武大]新书速递|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网站消息]《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

基本介绍

《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由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数字人文教授David M. Berry和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Anders Fagerjord合著而成,由著名学术出版商Wiley于2017年6月出版。

译作于2019年6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工作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晓光教授所牵头的翻译团队共同完成。第一章由武汉大学王晓光翻译、第二章由中山大学韦景竹翻译、第三章由南京理工大学赵宇翔翻译、第四章由四川大学范炜翻译、第五章由中国人民大学牛力翻译、第六章由南京大学裴雷翻译、第七章由武汉大学周力虹翻译、第八章由北京科技大学黄明玉翻译,最后由王晓光审校定稿。翻译团队成员都是国内数字人文领域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学者,他们的合作也体现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协作与特色。

image.png

推荐序言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费成

当今社会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成为驱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数字化浪潮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兴数字技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个学科大类的科学研究均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单一学科可能不足以解决新的技术环境下出现的研究问题,这对学科交叉融合和理念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信息技术对人文学科研究的资源类型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数字人文正是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而形成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作为一个新兴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首先产生于语言学而后逐步扩展到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领域。数字人文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来。

国内数字人文研究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一批数字人文研究学者围绕数字人文思想的引入以及数字人文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做了持续努力和探索。在这期间,学术期刊上发布的数字人文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一大批数字人文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学界对数字人文寄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当前数字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利用数字信息技术解决一些人文学科已经存在但是传统人文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如解决文学争议问题、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等;二是发现并研究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人文问题,如数字资本主义、数据主权、数据捐赠等;三是探究新型软件工具和平台在人文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教学中的应用及其影响。

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丰富了人文科学研究的数据来源,拓展了人文科学研究的问题域,这无疑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人文研究为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但是从传统人文到数字人文,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有待数字人文研究者回答和解决。

首先是技术和专业鸿沟问题。人文学者缺乏必要的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利用数字工具来解决本领域研究问题;而计算系统建设人员、平台工具开发人员往往又缺乏人文领域知识,无法有效捕捉人文学者的真实需求,从而无法发挥技术对研究的辅助作用。因此,计算系统及其实践应用应该由人文学者面向人文活动开展实施,这就需要不同学科学者之间加强沟通和交流,同时要求人文学者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并参与到资源库建设、知识表示等工作环节中。

其次是技术带来的偏见问题。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会取代一部分传统人文研究中由研究人员完成的工作,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景,也在进一步革新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在这个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两个极端:一是要避免数字信息技术主导一切,让技术取代研究人员做出判断,而丢失了人文科学的文化意义及其批判性思考;二是要避免人文学者对技术本身的偏见,新兴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现往往会引起一些人文学者的不安,一些学者会对技术的使用产生抗拒和怀疑,甚至认为数字技术正在侵犯人文学科,技术的使用是对人文原则的背叛。事实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改变已经成为了人文科学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文学者只有正视数字技术并应用数字技术,才能有效地“与数字技术抗衡”。

最后是技术和理论发展问题。在数字人文项目中,技术很容易成为项目的中心,人文学者容易被技术所迷惑,使数字人文研究仅仅停留在工具层的贡献上。为此,数字人文需要进行一些批判性和反身性思考,加强其理论体系的建设,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此进一步发挥数字人文的潜力,为人文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上面只是列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数字人文研究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远多于此,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需要数字人文研究者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本书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或许能为解决当下数字人文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带来启发和思考。

数字人文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并且处于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当中,各领域的学者对数字人文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数字人文研究的边界范畴也处于不断摸索当中,关于数字人文的优缺点及其给传统人文学科带来的影响也仍在激烈争论中,因此David M. Berry和Anders Fagerjord两位学者采用了批判性的视角来展开本书的写作,让读者能够以一个更广泛的视角获取更全面的观点和思想,这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围绕数字人文的历史沿革、重要研究实践、关键论点和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通过计算丰富人文科学的方法,探讨了文化批判如何改变数字人文学科,并讨论了数字人文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两位作者从历史视角和重要影响方面回顾了数字人文的发展阶段和里程碑事件。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数字技术、系统、编码、处理和项目向来是数字人文关注的重点。鉴于计算已经成为人文研究的一项重要资源,计算思维作为一种新的计算思想批判性方法对于数字人文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数字素养的一部分,人文学者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编码能力,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到搭建、批判、部署复杂的计算系统工作中。数字人文研究中的知识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研究人员在知识表示研究中可以应用一些新的方法和技术,包括数据挖掘、聚类分析、计算机模拟、自动内容分析以及探索性数据可视化等,这些技术连同一些其他技术共同引发了有关人文学科认识论的问题。两位作者探讨了研究基础设施对数字人文发展的重要性,从更宽泛的角度对人文学术的可能性拓展进行了思考。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专为承载、存储、维护和典藏研究及档案材料而建造的物质实体,同时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资源访问活动以及原始资源的变形活动变得丰富多样,这样就催生了新的学术形式。数字方法是指用于描述和处理网络文本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天生数字”的数据的方法。两位作者试图扩大数字方法的覆盖范围,对软件研究和计算机代码研究进行了介绍。软件研究是将计算和数字技术作为研究对象,将软件作为文本来批判性检查其可供性、内部结构等问题,以及研究软件表现出的特定美学问题。代码研究则可以研究算法如何作用于新闻、社交媒体上的社会关系,以及文学和艺术作品。数字学术与界面批判探讨了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如何展示、出版、可获得和可访问等问题。对界面的批判性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路径:一是网络界面风格史,另一个是将界面作为文本,通过精读和遥读的形式进行批判性研究。最后,两位作者对批判性数字人文的概念以及数字人文在社会领域发生再语境化和社会再嵌入时涉及的社会科学、经济和政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批判性数字人文在不断描绘和批判对数字的使用时,也一直留心权力、统治、神话和剥削的问题。同时,批判性数字人文也为数字人文缺少文化批评的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法。

本书内容全面、思想深刻。两位作者以批判性视角对数字人文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为读者了解数字人文的历史沿革、理论框架轮廓以及数字人文今后的发展前景提供了精当的论述。两位作者在写作时突出展现了数字人文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有意忽略对专业细节的描述,使得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两位作者通过对语言和论点的精心组织,引导读者参与到对数字人文基本原理的讨论中去,为不同教育背景的读者探索数字人文这一新兴领域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

两位作者的辛勤劳动使我们对数字人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本书为多元化、批判性的数字人文学科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宣言,将是一本数字人文领域与社会学、信息科学、数字媒体等相关领域,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必不可少的优秀读物。

本书翻译的倡导者和牵头人是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晓光教授。该中心是国内第一家数字人文研究机构。王晓光教授从博士后开始就接触数字人文、研究数字人文,利用他的情报学背景,在文化遗产数字图像的知识表示和深度语义标注方面,借助“数字敦煌”项目,在“智慧数据”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此次,他牵头翻译该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成立以后的首个学术成果。

本书的翻译团队是国内数字人文领域崭露头角的一群优秀青年学者,他们在不同的学校工作,有不同的兴趣,但都钟情于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且具有合作精神。他们合作翻译此书也体现了数字人文研究的协作与特色。正是他们的协作和努力,才使读者有机会读到本书的中文版本,能更便捷的了解作者的思想。

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交叉研究领域,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人文的内涵将会更加丰富,数字人文研究将更具活力,将为人文科学研究作出更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