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版本、目录学与数字人文”工作坊纪要

(哲学中国 公众号消息)2021年4月30日,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图资室、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办,第三期哲学与数字人文研究工作坊“古书版本、目录学与数字人文”专题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王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江涛、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吴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张永奇、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杨浩和社科院哲学所高颖、胡士颍等学者和线上二百余位听众参与本次活动。

主持人(胡士颍)

非常感谢刘明老师的清晰、精彩、立意高远的报告,为节省时间,我们有请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贺老师。王贺老师集中于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献、都市文化与文学、数字人文等领域的研究。他非常勤奋,现已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六项。他曾是我们第一期哲学与数字人文研究工作坊与谈嘉宾,所以欢迎王老师再次莅临指导。下面有请王贺老师作线上分享。

王    贺(上海师范大学)

大家好,非常感谢哲学所图资室高老师、胡老师的邀请!刘明老师的古籍研究和实际经验都很深厚,讲座内容纲目清晰,高屋建瓴,听来甚为受益。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活在当下的传统:目录之学与数字人文》,不敢说是研究心得,只是学习、读书的一些初步思考,和大家分享。

按照Olivier Le Deuff的理解,数字人文始于索引。索引即是对信息进行分类和结构化。大其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找到它们的一项基本操作。发生在几个世纪前的组织信息系统的运动,与索引密切相关,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关系型数据库的发展继续进行。当我们把数字人文的历史放在数字技术的历史之中时,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计算机的短暂的历史,且开辟了一条研究历史的途径,使之更接近于信息科学和通信研究。与超文本的历史不能被简化为计算机技术工具的历史类似,数字人文也是如此。数字人文也与索引相融合,以便提出其他的阅读和研究方法,直接连接到知识组织和信息搜寻。

索引虽然出现得很晚,但一般也被划归为目录学的范畴,关于目录学、文献学等传统学问与数字人文关系的讨论,我也发表过《“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一文,这里不再展开。但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目录、索引和目录学的概念。同时,目录学,可有中西古今之分。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目录学传统,也有所差别,如日本、韩国、印度、阿拉伯和西方国家的目录学,各自有所差异。严格的意义上的中国目录学,直到近代才建立,不过,这并不是说之前没有目录学编纂和研究实践,根据黄永年的说法,中国目录学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图书馆讲授的、偏重于编目,一种是目录学史上的“目录学”,再一种是讲古人的著作流传至今有多少种名目品种、有“目”有“录”、名副其实的目录学,黄先生认为最后一种对于古典文史研究是最重要的。

我大体上赞成黄先生的说法,但有些地方可能仍然需要修正,特别是在当代的视野中,我认为,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目录学,都面临很多危机。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曾经在《目录学向何处去》这篇文章里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目录、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和在线“机读目录”等形式取代。作为专门之学的传统的目录学(这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并非是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广义的目录学),固然在古籍整理、研究中不断发展,但面对《新月》在内的近现代文献,面对新的学术与知识生态,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实用性、当代性,而使自身成果成为了资料室、图书馆中的“遗迹”,无人问津,面对当代浩瀚无边、旋起旋灭的网络文献,更使人感到任何人力编制目录、索引的徒劳、无力。

文章发表后,有些学者对其中的观点提出讨论,后来我又写了《危机中的意义:再论“目录学向何处去”》,为之做一辨证,试图论证和分析传统目录学的当代价值。因为在我看来,它仍然是读书之学的门径,与整理知识、学问(的方式)与发明、创见等都有紧密关系。对古典目录学而言,其理论、实践层面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如整理、新编、重编、研究等等;对近现代而言,出现了很大的新媒介、新技术、新方法变革,目录学也成了活在当下的传统,出现许多新的内容、要求。乔秀岩、叶纯芳(《文献学读书记》)和黎锦熙(《新目录学论丛》)等学者的著作和文章里也有所讨论,当然还需要有新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那么目录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与我们今天的讲题直接相关,简单地说,我的观点是:传统目录学仍然可以继续发展,特别是许多近现代文献、当代文献的目录仍然付之阙如,另一方面,“公共目录学”值得注意,第三,“数字目录学”正在探索,最后,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比较目录学和世界目录学,目录学与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等等的交叉综合研究。尤其是“数字目录学”,也就是目录学和数字人文的结合,这方面包括纸质文献的数字化目录、OPAC目录,数字资源目录、网络文献目录、数据库研究以及作为方法论的目录之学等诸多内容。这也是我关于数字人文和目录学的第四篇文章,目前还在修改,待成熟后再请大家指教。

胡士颍(主持人)

感谢王贺老师在这里和我们分享最新的思考,他在传统目录学与数字人文方面的思考是持续的,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学习和借鉴。下面有请几位与谈嘉宾畅所欲言。

南江涛(国家图书出版社)

大约2018年末,刘明兄将其博士论文《汉魏六朝别集研究》交我责编。记得当时通话中,他提到,还有一些十数年间写的与古籍相版本关的文章,也要结集出版,书名尚未确定,便是这本《中国古书版本笔记》(下简称《笔记》)。后来,虽然时常见面和通话,比较少谈到进展。今年3月30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老师发来微信,是《笔记》在豆瓣上的最新信息,这部书即将上市。当即找到责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张永奇老师,要来了更为全面的资料。4月3日在“书目文献”推送后,一时霸屏,留言超过百条。4月14日见面,得到刘兄的赠书,回家路上便迫不及待地读了几篇。刘明兄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浸淫12年,长期专注于宋元善本的编目、考订和研究。卷内每一篇文字,流动的似乎即是他摊开那部几百近千年的古书,严肃生动讲述的画面。我这十多年从事古籍编辑出版工作,也在不断过眼古籍善本,但多是感性的认识,没有专业的版本学眼光。如今读了《笔记》,自己深感受益甚多:模糊的概念愈发清楚,曾经的疑窦豁然开朗。三点阅读感受,分享于此。

以“笔记”为名,实际也有理论概括,颇具示范指导价值,书的后四篇即属此类。《宋元官刻本概述》一文,总结前辈研究成果,又偶有己见,梳理北宋、南宋、辽金蒙古、元几朝官刻本的状况和特点。尤其是南宋一节,详细阐述了国子监、浙江、福建、四川、江西等重要地区的官刻代表之作。文章简洁明了,非常便于初学者了解宋元官刻的概貌及不同地区刻本的版本特点。宋代福建刻书独树一帜,过去多归结于其地盛产竹木之因。刘明先引述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序》此说,但又不止步于此。他从地理因缘做出推测:“它在地里上靠近浙江,有利于学习浙江先进的刻书经验和接纳来自浙江的刻工,还可以便利地购买浙江盛产的纸张,这些都是建阳作为刻书重地的客观因素。”颇为中肯。《宋元善本书志两种》以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花间集》和元延祐四年圆沙书院刻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为例,在吸收沈津先生等专家“书志”范式的基础上,依次按照行款版式、题名著者、序跋附录、著者简介、内容、扉页牌记、避讳字、刻工、案语、著录、钤印等,逐项逐条客观描述,其价值在于“客观”,目的是为不能见到原书的研究者提供详实准确的参考信息。这种书志撰写方式是现今图书馆界和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范式,例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的《书志》已出版2辑,其中的书志例文基本上也是如此。这些规范、程式化的模板,看似死板,却最便于撰写者实际操作,也是最直接反映原书面貌的方式,当会成为未来各收藏机构撰写善本书志的参考。《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提要两种》是刘明所编著的《汉魏六朝集部珍本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0月)一书中的两篇,在“书志”基础上,又结合集部文献自身的特点撰写的“叙录”,关注版本信息之外,更重视对序跋的引述,用以揭橥文献内容本身的价值。他在《后记》中非常谦虚地说道“目的是分享不同的写法供读者参考”,并且规划了“这是今后自己撰写古籍叙录的基本写法”。可以想见,这不但是作者此后的写法,还可能成为更多同行的借鉴。

考察细致,抽丝剥茧,提示了当下版本学研究进一步细化和深入的特点。随着我国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的推进,各类古籍目录、图录层出不穷,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为代表的数百种图录,基本上都是彩色印刷,直观便捷;影印图书数量激增,如规模宏大的《中华再造善本》等,另深藏秘阁大库的善本化身千百;古籍数据库也渐趋成熟,《中华古籍资源库》和众多海外图书馆公布的中文古籍影像,数以万计。在这样古籍资源较易获取的背景下,古籍版本学研究不再是仅仅少数古籍从业人员可以见到原件,更多的人只能从目录到目录的迻录,乃至以讹传讹的盲人摸象;而变成了更多人都可参与的领域,这势必要求专业的版本学研究向更细更深探索。读刘明兄的《笔记》,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特征。如《宋严陵郡庠本〈通鉴纪事本末〉》一文中,援引陆心源、傅增湘的考证之后,他并不满足前贤的“定论”,而是要亲自“检查全书”,终于发现卷十二第三十三叶b面第五行中的“张方遣其将敦伟夜击之”的“敦”缺笔,推断该部印本当在光宗朝之后,不宜称为初印本。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资料的限制,在介绍或引述一部书的基本情况时,大多是照搬他人的著录,无法目验原书,核实细节,导致很多不准确的说法谬种流传。虽然如上文所述,近些年资料获取日趋便利,但是在长期的惯性思维中,还有很多人包括身在图书馆的一些古籍专家的思想停留在“转录”的过去式,即便有原本或影像可以参考,也懒得去逐字逐页翻检,不得不用偷懒来形容。刘明兄在《笔记》中为我们提供的47篇样本,正是其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每一篇都是在前贤基础上,根据自己目验、翻阅、研读原书或影像的前提下,或增加新发现例证将前人结论进一步细化,或根据确凿证据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尊重前人,却不迷信名家,能够发现问题并考证清楚,正是我们读书治学的正确态度,不仅仅局限于版本学领域。

注重物质形态特征,呼应版本学研究的“类型学”趋势。古籍作为一种文字的物质载体,其物质形态理当是版本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但是,由于自身理论的欠缺和实际条件限制,常常被人称为“书皮学问”。近年来,随着版本学研究的发展,这些错误的说法不断被推翻。上海图书馆郭立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天一阁博物馆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等,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作为物质形态的“类型学”,受到学界的重视。正如石祥所言:“古籍版本是文本与特定时代地域制作的载体之结合的物质性结果,版本鉴定的实质是判定文本与载体之重组的发生时代与地域。”他认为:“在版本鉴定中,类型学分析是第一义的,是史料批判的起点。”(见《“观风望气”、类型学与文史考证:版本学的方法论问题》,《文史》2020年第4期)。刘明兄的《笔记》,有不少文章中也在呼应这个观点。如《宋明州本〈文选〉》一文,他认为:“印本与印次关系的研究,将是未来《文选》版本研究的主要方向;这意味着精细化和标准化,近似于实物分析版本学。”

此外,《笔记》一书文字简练,不卖关子,利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接受。学术专著固然重要,但大多不为普通读者所明了,这样单篇的鉴赏性质的文字,既有准确专业的描述,又力求生动,更容易让人亲近。这一点也是刘明在撰写时努力的方向,他在《后记》写到:“收集并重写这些围绕宋元古籍善本撰写的旧作,还准备拿出来分享给读者,是想与读者交流如何写古籍鉴赏类的文章。我们知道有诗词鉴赏,意在品鉴诗词的语言美和意境美。古籍特别是那些有着悠远传承历史的宋元珍贵善本,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文物,也应该走出深闺,让社会公众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走进他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古籍版本专家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之中,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最后,《笔记》一书的特殊设计,也非常生动地体现出书籍在生产过程中著者、编辑、排版(古籍一般为刻工)各个环节之间的参与和互动。例如164-167页的插图,为了最大限度让读者感受元本《梦溪笔谈》的版式开本特征,将两叶书影排为对首页大图,但如此之后,也有缺点,版心部分已经不容易看清楚。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编辑和排版设计人员将版心局部图又放在一边,可谓匠心独运,为《笔记》大大增色。这一点,与古籍刊刻流传过程中著者、编者、刻工、收藏者多角色参与互动的特点一脉相承,与卷内贯穿的揭示“古籍的物质性”的思想脉络更是不谋而合,值得细心玩味。

胡士颍(主持人)

谢谢南老师,您的点评非常充分,可以作为书评直接发表了。南老师不光是古籍出版研究的理论家,也是一位出版家。虽然这是第一次见,但早知其人,早闻其名,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的科研中,使用南老师所编、所著的书籍。南老师指出的版本学研究方向,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吴寒老师发言,吴老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古代文学研究。

吴    寒(国家图书馆)

谢谢邀请,能够现场学习这两场报告。刘明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工作过的前辈,现在看到他来社科院也是硕果累累。刘老师的新书,我读后感觉非常受益。听了今天的讲座,我感觉有一个说法叫文如其人,这本书不管是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非常质朴,特别符合我对刘老师整个人的印象——严谨质实。

虽然刘老师著作中每一篇文章的篇幅都不长,而且在序言里面也说,不是在输出方法论,但是我觉得这些文章聚集起来,其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系统、特别质实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拿到一本书之后,怎么对它进行判断和定位。包括看它的整体形态,序跋,印章,刻工,刻版的特点等等,这么多短文汇集在一起,还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质实的方法。“望风观气”,我想这还是一种在大量经眼之后形成的经验的效果。

我结合自己这几年的研究,谈谈感受,就是个序和南老师都强调的一点——书的形式要素。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书的形式和一本书的主题内容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因为一本书的出现,必然是要依托于一个物质形态,换句话说,它也必然要以某种方式来去被别人看到,这个形态一旦形成之后,它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如果你再去更改它的话,其实你肯定是有其他的考虑,这种改变往往又与它的内容有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涉及到大家对于书的不同的判断,比如我们在说宋元版最重要,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书籍它有这个形态,一个原初的、相对稳定的形态,往往就是从宋元开始。

具体说来,我想书的物质形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成书形态,就是说一个书最初出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它代表了出版人在编辑时候的想法和考虑。

就像这本书里面的几个小文章,都涉及了成书形态的问题,也都非常有意思。国图藏宋版《曹植集》里没有收录“七步诗”,把它当成一个不足采信的奇闻异事,不认为这个诗是曹植写的。《陶渊明集》里面收录的《读山海经》,有“形天舞干戚”和“形夭无千岁”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代表了对于这首诗的两种理解,“形天舞干戚”这个说法,应该是为了和上一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句诗能够更加整饬地对应,而“形夭无千岁”这种说法,可能是在讲“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虽然形体不能永存,但是精神常在,这句话就形成了意思上的形神对应关系。这两种不同的异文,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把它固定为一个文本形态之后,也会影响读者对于这首诗的理解。

再比如我最近在做一个郑玄《诗谱》相关的研究,郑玄《诗谱》本有图表和文字两部分,其中图表部分就是郑玄对于诗三百的历史时世进行整体排列,以图表形式呈现出来。《毛诗正义》将文字部分拆入各卷,年表部分逐渐亡佚。从北宋欧阳修开始,学者们就开始试图恢复这个图表的原始形态,有设计成通表的,也就是把诗三百全部编进一个表。也有分成很多表格,就是按照十五《国风》、《雅》《颂》各个篇章单元给分开。有的以君世系联王世,也就是说,比如变风所涉及到的各国诸侯,表格中还会相应地列出相应时代的周王世系,这样就能够以周王世系为纲,把整个《诗经》的时代串起来。这些形态当然关乎《诗谱》的内容,也与郑玄作《诗谱》的用意有很大关系。

再比如司马迁《史记》中有“十表”,那么这十表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呢?我们知道司马迁的时代应该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是竹简,那么以竹简的形式怎样表现“旁行邪上”的表格,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第二,流传形态,一个书写出来并不是结束,后面的传播、翻印被读者读到,甚至读者再来评点才是这本书真正的生命所在,所以这个过程也很重要。目前许多重要典籍的文本形态成型于宋代,宋代之后历经元明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版本可以凑成一本书发展、变化的链条,我们可以从中探索这个书被接受的过程。

文献学领域有“写本时代”的说法,在造纸术已经成熟,印刷术还没有全面普及的时代,书籍大多以抄本形式传播,因为这个时期文本形态还没有固定,读者的传抄是有很大个人化因素的,这本书里面有一篇讲《三国志》写本,从早期写本形态可以推测,它可能曾经是魏蜀吴志书分别流传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不同的文本形态有不同的强调方面,比如释传灯辑、齐召南修订《天台山方外志要》,本来它有一个系列的插图,是乾隆年间鲍汀绘制,这套图绘制的非常精美,是历代山志插图中的珍品。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史略》曾经论及,认为这组图“生动活泼,有气魄”。国家图书馆藏《天台山十六景图》,于体裁上别出心裁,其将《天台山方外志》中所配的插图剪出,贴于经折之上,在图上下空白处抄录相关诗文,左右抄录《天台山方外志名胜考》等相关考述文字,重新形成了一个以绘画为中心、文字为辅助的天台山图册。根据卷末跋文,此乃“同治丁卯九秋之吉”(1867),唐陵所录,经过这样一番剪裁,《天台山十六景图》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本形态,而它想要突出的就是这些原本作为辅助的插图。

再比如《诗经》,从南北朝写本,到宋代的雕版印刷,有单疏本,也有传笺本,也有为了更受欢迎或者更便于理解,加上插图的版本,这些版本各有侧重,把哪些部分突出出来,以怎样的形态来展示这个书籍,当然也反映了编辑者的不同的想法,这里面也能考察一种接受史的视角。

第三是各类文本形态之间的互动。包括书里面说到的刻本和写本之间的互动,单行本和书籍形态的互动。

我们可以以山岳舆图为例来看这个问题,由于山岳所承担的特殊文化意义,这类图在中国古代比较流行,不仅方志里面往往会出现本地名山舆图,还有不少单幅流行的作品。一般来说,对一座名山进行丈量测绘,不是一时一日之功,尤其是一些大型图绘,更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许多山图形成之后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考察一座名山的舆图发展流变,会发现它们大量参考了同样的底图,但是受不同的物质形态所限,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方志刻本插图和单行本舆图就往往表现出明显差异,比如刻本版面的限制,方志插图在横向上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而在垂直方向上空间非常有限。因此,一些以高峻为特色的山岳,比如泰山图和华山图,在方志插图中只好局限于一到两个版面,在一个版面内则为竖版,在两个版面内则为横版,对于由山脚到山顶垂直方向的景物大加删减,在单幅别行的泰山图和华山图中,作者的发挥空间就大得多。但是以水道绵延为特色的舆图,比如衡山,方志插图和单幅舆图在表现内容上相似度就更高一些,因为刻本的版面限制也小得多。

张永奇(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为《中国古书版本笔记》的责任编辑,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编辑室的情况,然后再介绍一下跟刘明老师接触的过程,还有编辑本书的一些感受。

我们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文献分社,近期出版了一些文献学类的研究著作,还有一些文献整理的图书。举一些例子的话,跟刘明老师这本书相类似的有李致忠先生的《图鉴宋元本叙录》《中国古籍十二讲》,然后还做过苏州文学山房主人江澄波先生的《吴门贩书丛谈》《江苏活字印书》《古刻名抄经眼录》,老人家整理和销售古籍七十余年,在业内广受推崇,其他还有王岚老师的《望江集:宋集宋诗宋人研究》、南江涛老师的《螺蛳壳中的曼陀罗:古籍影印蠡探》、赵晨的《马国翰研究》(马国翰被王重民先生称为“清代辑佚第一人”)。正在编辑有漆永祥老师的《乾嘉考据学新论》、黄爱平老师的《清学沉思录》、马学良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书研究》、倪梁鸣的《民国目录学研究:以传统目录学为中心》。总之,文献学研究著作是我们的一个出版方向,正在积极推进相关选题的出版工作。

关于我本人,我原先在儒藏读书时,是中国哲学专业,对于文献学只有特别粗浅的了解。进入出版社后,在实际工作中,向各位作者学习,并在不断犯错中成长。说一个最近犯的错误,博大家一笑。一位作者的书稿是请人录入的,录入者误将“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录为“沈德潜《抱经楼藏书志》”,或许是因为沈德潜比沈德寿有名吧,我编辑时没能发现,出版后,苏州博物馆李军兄告诉我这里不对,顿时感到羞愧不已。

跟刘明兄认识的机缘,是因为我们在做一套大型影印丛书《中国物质文化史料丛编》,由孙机先生和赵连赏老师(沈从文先生)主持,系统影印古人撰写的、与食酒茶香、笔墨纸砚、舆服冠冕等物质文化相关的著作。我们请国图的老师为每一种著作撰写提要,介绍其内容、版本情况。当时,我的同事觉得刘明兄写的提要特别好,然后慢慢增加了接触。

接触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刘明兄的经历对于他的写作帮助很大。金庸小说里的扫地僧,其实也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刘明在国家图书馆特藏部待了十二年,从事善本古籍的采访、编目和整理工作,纵意饱览了大量珍本、孤本。研究古籍版本,必须见到实物。很多人缺乏这个条件,只是去参观一些展览,或者从网络下载图片,匆匆而过,不像刘明兄可以沉潜下来,仔细研究。在国图工作期间,他还参与了“天禄琳琅书目新编”“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中华善本再造工程”等项目,进一步拓展了见闻。

具体到《中国古书版本笔记》,其中的五十篇文章,基本都发表过。此次出版,刘明兄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甚至重写了部分篇章。这说明,本书不就是一本仓促完成的“急就章”,换言之,作者不是为了出书而出书,相反,有着大量的前期积累。我觉得,刘明兄的方法很好。文章发表之后,放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审视、修改,有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

阅读书稿,能够发现作者具有问题意识。每一篇,不是简单的著录,也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每一篇都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涉及很多重要的知识。这些对于我,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其中,最为重要的,刘明兄将古籍视为文物,引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此前,我也编辑过文物画册,考古学家讲究类型学和年代学,总结已发现的文物的形式要素,然后建立可供比较的体系,据此来审视新发现的文物,加以比对,给出判断。书画鉴定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傅熹年先生,根据古代绘画中出现的服饰、建筑等,去判断画作的年代。如果画作中出现的建筑,具有宋代建筑的特点,那么这幅画肯定不是魏晋时期的作品。刘明兄运用考古学中类型化、年代学的研究方法,对古籍的形式要素进行分析,指出北宋刻本,书心处一般不会出现鱼尾,大约只会有横线。我觉得很有见地。

我从事的是编辑工作,工作中经常需要运用文献学的知识,比如版本、目录等等。其中,对于形式要素的关注,应当是与古代刻工相通的。拿到一部书稿,要做成品想象。定多大开本,用什么字体、字号,竖排还是横排,页眉形式,乃至于图片摆放的位置等等。具体到《中国古书版本笔记》,编辑时,我采用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对于跨页图,因为书影的书心恰巧在图书钉口位置,很容易被遮挡。而书心对于研究版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排版时,又将书心重出,这样,我觉得能够方便读者。

当然,《中国古书版本笔记》中不仅仅包括对形式要素的考察,也涉及古籍的内容。比如,刚才有老师提到的,《七步诗》在魏晋南朝,只是作为名人轶事流传,当时的人并不将其视为曹植的作品,也未收入曹植文集中,直到明代,因为年代久远,发生误会,才被纳入文集,视为曹植本人的作品。又比如,古籍中的避讳,一般避本朝皇帝的讳。宋仁宗早期,刘太后主政,这一时期刻书,要求避“刘通”(刘太后的父亲)的“通”字;刘太后去世后,仁宗亲政,这一要求不再执行。这在古代刻书史上,应当是特例,非常有趣。编辑是图书的第一个读者,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版本学的著作,如果关涉重要的历史史实、学术问题,那么比起单纯地研究形式要素,更能吸引普通读者。

刚才王贺老师讲《活在当下的传统:目录之学与数字人文》,结合我的工作,说几句门外之见。此前编辑江澄波先生的《江苏活字印书》,比较纯粹的目录学作品,数字化资源给了很大的帮助。通过“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等数字资源,能够比较方便的核查相关信息。但是,也因为数字资源,对于传统出版,特别是目录、索引、影印等类图书,提出挑战,出版价值似乎有所减少。

我自己比较侧重传统出版,对于数字化接触不多。在出版目录学、版本学著作时,更倾向那种有温度的、凝聚了作者学术思考的作品。通俗地讲,每一位学者其实都离不开文献学的应用。写博士论文,也要有研究现状、参考文献等等,都要涉及目录学的知识。但在撰写“研究现状”或“文献综述”时,作者总是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依照自己的理解,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客观陈述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和价值判断,进而导出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就我的理解,“数字人文”对于客观反映对象,准确性更为充分。传统出版,具体到文献学研究著作,则应当侧重于更为个性化的,融入作者思考,形式要素与内容要素相结合的作品。

此前没有专门准备,只是就今天两位老师的讲座,谈谈自己的想法。非常浅陋,请大家多包涵。

胡士颍(主持人)

感谢张社长。听到张社长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刚才南老师发言的时候忘记说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学者他出书或者他的学问固然令人敬仰,比如刘明老师的这本书肯定是传世之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像南老师、张社长这样编好书、出好书,仍然是功德无量的,其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都难以估量。下面请高颖老师发言。

高    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我今天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想抓住难得的机会,向各位老师请释疑问。

我之前和刘明老师是通过我们院的古籍清核工作认识的,关于古籍清核工作,刘明老师在讲座里也介绍了现在有一个初步的、简单的目录。所以,我其实很想提一个问题,请教刘老师,就是在目前古籍清核、做出简单目录的情况下,有一个基本基础,那进一步的工作可以怎么开展?我们目前想到的只是说进一步去完善目录,以后有可能、有机会进行古籍数字化的时候,我们能够给提供更完整的数据。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那种可能性,让我们可以提前做些准备工作。

今天的嘉宾有来自高校、图书馆、出版社和我们这种科研机构的资料室,大家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各方面经验都很丰富,所以我也想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古籍编目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因为像我们我们单位里的古籍整理,可能是不太算成果的,也不太算一个专门、专书的那样的成果,所以这个也是一直以来让我有点疑惑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一个好的古籍整理成果,同样需要付出非常大的精力,对专业水平、能力的要求也非常高。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和我第一个问题有点类似,我听说南江涛老师要过来,想到了《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南老师就是那一套书的策划者,我想提个问题,像您策划出版一系列的书,都非常好,但如果以后我们要全面普及数字化,对像《国学基本典籍丛刊》这样的出版、策划,尤其是目录、图录出版,会有什么影响?

胡士颍(主持人)

谢谢高老师。高老师提出的问题,也是目前我们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这甚至不是我们一家和自身的问题。我们工作坊的一系列活动,都是高老师大力支持的下才能够顺利进行的,她的专业、视野和做事风格把我们图资室的工作和研究提升到很高水平。只是今天时间比较紧,尤其线上的听众比较多,先请嘉宾们尽情点评,剩下的时间和会后继续进行深入交流。我们是主办方,也要先考虑听众的需求,今天有许多线上朋友对数字人文下的目录学有浓厚兴趣,但是以上嘉宾主要是就传统版本学、古籍发表看法,似乎冷落了王贺老师,所以下面有请杨浩老师来点评。杨浩老师是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有非常强的实际上手能力、经验与深入思考。

杨    浩(北京大学)

感谢士颍、哲学所再次邀请。今天的讨论,内容非常厚重。

对于刘明老师的分享,我简单说几句感想。刘老师书中提到的都是名著,而且多是著名版本,很有参考价值。这就引发我这样一个思考。现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数字化的彩色扫描古籍。那么,对于这么方便获得的古籍图像,普通的学者或者普通的读者读的古籍更多了呢?还是更少了呢?在以前的话,我们要看这些古籍,是很难看到的。比如,我当年刚开始学习中国哲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庄子》,我能接触到的只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特别想看原版的古籍,很少能找到,影印的书都很难找到。真正的原本古籍,显然是买不起的。如果有整理本,很多人是不愿意读影印的书。这些年,国家图书馆出版了很多影印的经典版本的经典著作,相比过去是用灰度影印的,物美价廉,收藏与阅读都不错,可以满足阅读影印版的需求。可是价格低廉的彩图古籍影印还是很少的,像《再造善本》都是特别昂贵的,而且不是原色影印。因此,未来会不会出现那种彩色印制,但是有价格亲民的古籍。因为这样的影印古籍,与整理本古籍是不同的。阅读彩色印刷的古籍,让人对其中的内容有一种亲和感,对其中的思想有一种敬畏感。这个是我看到刘老师书中有这么多古籍的漂亮插图所想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书会不会有市场,但是我感觉这样的书是很值得收藏与阅读的。这里也一个矛盾。彩图的古籍让人赏心悦目,但是阅读不易。整理本古籍阅读方便,但是没有彩图古籍那种美感。

王贺老师讲的数字目录学,思考得非常深入,高瞻远瞩。我就简单谈一下对王贺老师所讲的一点感受。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谈:

一、纸质目录的数字化的问题。很多的网站,如籍合网里边,已经对一些纸质的目录做了一些数字化。可以进行检索,也很方便使用。纸质目录的数字化,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比如拿到排版文件,转化成数据库的格式,只需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在数字化的环境当中,可能就面临着新的一个发展了。纸质目录本身受制于纸质文献,有一个线性的顺序。但是数字化之后,完全可以打破这样一种顺序。因此未来,目录与目录之间需要进行一些关联。这些目录如果能和图书馆的馆藏进行一些关联,如果能和古代的正史的目录做一些关联,这样的话,目录直接就形成一种网状的关系了。可能有些单位已经在做了。民间机构,还有一些官方机构。但是如果做一个大而全的,是很难的。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之前我们开古籍数字化的会议的时候,有的老师就是说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仅仅一个目录可能就是世纪工程,因为它需要协调国内外很多的古籍收藏的单位。如果更理想化的话,这个目录还要和已有数字化的古籍做一个关联。比如我查到一本书,我得知道他有没有数字化。甚至如果更进一步,这个古籍,能不能和刘明老师这个书的内容进行一个链接,因为我还想了解最新对这个版本的研究。

二、网络文献的目录问题。王贺老师讲得很好,古籍方面的一些目录,它可能就在网络上产生,也可能就在网上消失,甚至不可能出版他的目录。而且网络文献的目录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动态性。今天可能1000条,明天可能就1200条,后天可能有些下线了,又变少了。且不说一些有Open Access的一些古籍的图书馆是如此,还有商业的古籍数字化的一些公司,他们的数字化古籍目录,他们也会调整。如果要找一本网络上的古籍,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检索入口。网络上的资源随时在变动,哪怕你主动获取了它的目录,可是过一段时间又变化了,这样你的目录就需要重新获取。如果网站结构有变化,就会变得很费力。所以,网络目录学很重要的,也很实用的。但是要落地的话,还是很有难度。

三、数字目录的目录学,其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一般说,目录学是入学之门径。可是现在,我们进入网络环境了。我们需要知道有哪些数据库是我们所需要的。有哪些Open Access的数据库,有哪些商业的数据?这些数据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多情况下,要找一个资源,不知道从哪个数据库找起。国内有一些网站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意识,比如说有名的奎章阁,他是一个网站的导航,但他们其实很难涉及到某个网站里面有哪些数据的问题。之前2015年张三夕先生出过一本书就叫《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因为是纸本书,很多新出来的数据库就没有办法及时收入。因此这样的目录本身可能就要求是数字的,而且还需要动态更新。

因此,我觉得王贺老师提出这样的一个数字目录学,本身也是数字人文的入口,是非常重要的。

胡士颍(主持人)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我看时间比较迟了,网上还有一些提问,咱们先看看,挑选回应。有些问题,咱们下面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