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档案与民国女性期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妇女杂志》数据库为例

作者:盛之帆;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未来学者论坛

盛 之 帆 /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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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作者对数字档案的塑造,可见于元数据的设置和对档案内容本身的删改,这种塑造体现了制作者自身对印刷档案及其历史经验的理解。以《妇女杂志》的四个数据库为例,反思民国女性期刊研究中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可以观察档案制作者对于档案的建构作用;进而引入女性主义研究对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区分,评价民国女性期刊领域两类档案制作者的数字档案工作;在此基础上,思考使用数据库进行民国女性期刊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出不仅要阅读期刊本身的脉络,也要阅读期刊所身处的档案的脉络。

关键词:数字档案 数据库 民国女性期刊 《妇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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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学研究的重点由单个文本转向文学文化、文学社会学,目的是想走出封闭的文本内部世界,看见文学背后的生产活动,试图重返文学的历史与社会现场。例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将文学史结合期刊研究,分析由出版商、编辑、作者、读者、评论家在以期刊为中心的文学场域中的活动,正是这一学术脉络下的产物。但很少有研究者反思这里的“期刊”到底是什么,似乎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晚清民国期刊,早已染上了厚重的历史尘埃,被封存成档案保存在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中。我们无法真正返回历史现场去描绘它们的原生样貌,因为这些储存在馆藏机构中的旧期刊,已经档案制作者修改、保存和管理,充满了被操作的痕迹。本文的关注对象是数字档案,这一新型档案的出现使得馆藏的纸质文本重获电子化的生命,研究者可以凭借较少的时间、金钱和资历去接触研究材料,从而给知识生产带来了开放与便利的前景。但这一前景不无挑战,女性主义将档案置于历史、政治和权力中理解,档案不是透明可见的储存场所,它仍受制于档案制作者的管理与操控。对于从印刷档案转换而成的数字档案,再媒介(remediation)的过程往往使研究者、档案、档案制作者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对于各类数据库中的期刊材料,我们要认真审视它的档案属性,认识到它被制作、存储和打开的过程。

本文从女性主义档案学的角度,反思民国女性期刊研究中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观察档案制作者对于档案的建构作用,以及它对运用档案进行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以民国女性期刊《妇女杂志》(1915—1931)的四个数据库为例,制作者对数字档案的塑造,体现在元数据的设置和对档案内容本身的删改上,这种塑造表明制作者对《妇女杂志》及其所代表的民国时期女性经验的定义。本文进而把《妇女杂志》放置到整个民国女性期刊的脉络中,并引入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之分,来评价这一领域中两类档案作者的档案化工作。在此基础上,思考民国女性期刊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出应当看到作为原材料的“期刊”在档案化过程中因遭遇多重的中介与转换而裹挟的权力关系。制作者形塑档案的价值观念,限制着研究者可以获取哪些材料、运用哪些阐释方法,因此,在运用数据库进行批判性的知识生产时,需要对阐释活动的主观性和有限性,以及言说位置隐含的权力关系有所警醒。


一、一份杂志,四个档案

《妇女杂志》目前主要有四个线上电子数据库。一是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东京大学《妇女杂志》研究会合作制作的“《妇女杂志》目录数据库”(以下简称“中研院”版)[1]。此外,海德堡大学的“晚清民国女性杂志”数据库(以下简称海德堡版)收录了《女子世界》《妇女时报》《妇女杂志》以及《玲珑》四份期刊,它是该领域著名海外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梅嘉乐(Barbara Mittler)、方秀洁(Grace Fong)所主持的研究计划“中国大众报刊研究的新路径:性别与文化生产,1904—1937”中的一部分[2]。上述两个数据库主要是由学术界研究人员参与规划制作,提供完全免费的在线阅览。除了学术研究者所制作的数据库,一些提供数字期刊服务的信息科技机构也建有《妇女杂志》数据库,如上海图书馆主导制作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以下简称上图版)[3]、北京超星公司的超星数字图书馆(Chinamaxx,以下简称超星版)[4],这一类数据库要经购买后登入才可使用,笔者目前通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网络进入和使用这两个数据库。从档案学的角度看,这四个数据库最为基本的差异,是它们对元数据(metadata)[5]的不同设置。“中研院”版为每期杂志制作了电子目录,按照原始页数顺序,将栏目、题目、作者(或译者)、页码都标示出来,读者点击页码数字的超链接即可进入这一页,相当于将纸本杂志转换为一个电子杂志。可检索内容包括栏目、题目和作者。海德堡版则将每期杂志的每一页都以缩略图形式列表,分为全部页面(不含文字说明)、完整目录(含标题,没有作者)、文章(收录以文字为主的篇目)、图像(收录以图像为主的篇目)、广告(收录广告),可按人物、关键词、文类、栏目、文字、图像、广告等进行浏览或搜索。上图版分为整本浏览和篇名浏览,整本浏览类似纸版的阅读体验,其中没有能直达具体单篇文章的超链接目录,读者只能从前往后一页一页地点击或跳至指定页码来阅读;篇名浏览时,每篇文章原本的出现顺序被打乱,仅显示标题和作者,搜索内容也局限于这两个。超星版的篇名浏览则按照文章在每期杂志中的顺序排列,其他功能都和上图版类似。基于上述观察,我们会发现,相比上图版和超星版,中研院版和海德堡版对《妇女杂志》的描述与呈现更为具体细致。“中研院”版和海德堡版中丰富的元数据,不单单为数据库的查找和使用带来了方便,更体现着数据库制作者自身的关怀以及他们对于数据内容的理解。由学术团队制作的中研院版和海德堡版,显然因为研究者的身份对这份杂志更为熟悉,他们设计《妇女杂志》数据库的同时,也在定义、解释《妇女杂志》,判断其中哪些内容更具重要性。当然,制作者身份对档案的塑造作用不仅限于元数据层面,档案内容本身也可能被删改。我们可以从四个档案对于广告内容的处理来继续探讨这一点。

图源台湾“中研院”版《妇女杂志》目录数据库网站

在这四个数字档案中,对广告部分保存最差的是超星版,它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就将《妇女杂志》上的广告页面做了暴力式的整体移除,就连广告标题也无法检索到。上图版在整本浏览中保存了完整的广告页面,但在篇名浏览的部分中将广告舍去,因此我们同样无法对广告进行检索。上图版背后有上海图书馆这样的重要档案机构支撑,拥有对完整档案材料的保存能力,但仍缺乏对广告重要性的认识,也就没有为广告部分设定相关的元数据。另两种学术研究人员制作的档案明显注重对广告内容的保存。其中,“中研院”版对广告的保存最好,页面完好没有丢失,每一期的目录中可以看到广告标题,也能通过检索来查阅广告内容。比较特别的是海德堡版,它没有根据纸本《妇女杂志》重新独立扫描,而是与超星数据库共享同一套元数据,因此也没有广告原图。但海德堡版意识到了广告的缺失,做了一些明显的弥补措施:将漏掉的广告页面特意制作成空白页,标示“页面丢失”,并补充了部分广告标题的文字描述。从这一举措以及海德堡版将“广告”作为元数据提升至与“图像”“文章”同等地位的设计来看,海德堡版实际上对广告最为重视。广告在海德堡版中可见度的明显提升,不单纯是制作者维护档案完整性的体现,更隐含了特殊的价值判断:海德堡版的制作者并未将广告理解为一种促销手段,认为它们在数据库中可有可无,相反,他们看见广告背后重要的文化意义,以及广告对于捕捉民国女性经验独特的贡献价值。对“广告”乃至“图像”的重视,一方面可看出海德堡版的制作者背后北美学界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转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制作者想以它们为棱镜呈现出《妇女杂志》中商业、消费与日常生活的一面。海德堡版制作者在网页上对于此项工程的介绍中也认为:“这些媒体从以知识分子的、以政治导向的新闻业,转向了商业化、以市场导向的新闻业。”[6]相比之下,“中研院”版并未刻意突出其中的广告内容,关注点似乎更偏向这份报刊的史料性质以及它所刊载的知识与政治议题。“《妇女杂志》研究会”在2003年12月的“《妇女杂志》(1915—1931)所呈现的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多数是关于杂志中妇女问题、自由离婚、医学卫生等现代知识议题的讨论[7]。同样身为《妇女杂志》的研究学者,海德堡版与“中研院”版的制作者仍基于自身学术兴趣与价值取向对同一档案进行了不同的处理。

查阅档案时,研究者常常不问档案来历,不关心档案制作者到底是何身份,好像所拿到的档案是一个超越历史、无关外在环境的存在,但不论从档案的物质性,还是从档案内容的特定文化内涵来考虑,档案制作者的操作空间都非常大。从最基本的角度——档案的物质性来考虑,我们会想到传统纸质档案其实非常脆弱,它的印刷会掉色,纸张破损、缺漏,这时候恰恰需要档案制作者去修复、还原、装订,制作者在这些层面的操作决定了档案的物质形态。而档案内容的文化与政治意义,透过它与档案制作者之间的关系,更是形成了一个档案政治(archival politics)的场域,制作者并非真空中的人物,不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他们站在自身的文化与政治位置去审视档案内容,进而决定呈现或不呈现哪些内容,乃至于保存或不保存哪些内容。

二、制作档案的内部与外部视角

在上述对《妇女杂志》四个数字档案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学术研究人员主导的档案工作和非学术人员档案工作的差异性。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这种差异,我们可以把《妇女杂志》放置到整个民国女性期刊的脉络上,并引入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来评价这一领域的档案化工作。Sandra Acker认为,女性主义研究中外部和内部之分往往充满张力。研究者在被研究的群体或领域中按是否有成员资格可分为局内人(insider)与局外人(outsider)。在具体情况下,内部视角并不一定比外部视角对研究环节提供更有利帮助。内部视角究竟是能更好地理解所属领域中的经验和意义,还是会被先入之见所蒙蔽?诸如此类的矛盾往往贯穿着内/外之争[8]。如果把档案制作工作也分为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根据他们对《妇女杂志》的熟悉程度,我们可以认为海德堡版与“中研院”版的制作者拥有身为妇女史研究者的内部视角,而上图版和超星版的制作者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

上文我们讨论到,上图版和超星版制作者因为非研究人员的外部视角,没有看到《妇女杂志》中广告的重要性,舍弃了这一重要的档案内容。而由《妇女杂志》研究者所制作的海德堡版与“中研院”版,有意识地维护档案内容的完整性,这可以说是他们内部视角的优势。然而,专业或商业的数字档案机构,在对整体民国女性期刊的保存规模和能量上要胜过学术团队。像上图版、超星版的数据库,除《妇女杂志》外还收录众多其他的民国女性期刊。除去海德堡团队所选择的《女子世界》《妇女时报》《玲珑》这三份,学术研究者对于《妇女杂志》之外的民国女性期刊并未重视到予以数字档案化的程度。为何“中研院”团队、海德堡团队更钟情于《妇女杂志》?换言之,《妇女杂志》在何种程度上更具有代表性?就其主流程度而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妇女杂志》,作为民国时期针对女性读者群体的综合大型杂志,的确在持续时间、发行量、发行范围上远胜其他女性期刊。但它作为“主流”被拔高的同时,也构成了对所谓“小众”的压制,此种主流与小众之分,埋没了历史本身的异质性。作为“主流”的《妇女杂志》受到两种特定的话语体系所支撑,首先是现代性叙事中新旧对立的线性史观。长期以来,以五四为标尺的新旧分野成为表述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单一范式,旧形态的文学与文化被预先认定是保守而失败的,其所反映的性别意识形态也被归纳为父权制的、压迫女性的。在此语境下,以新文学与新文化为主导的现代性叙事几乎遮蔽了20世纪初旧派文学的生产轨迹。是否满足“新女性”的现代性叙事成为衡量女性进步与落后的重要标准,《妇女杂志》因其对于女子教育、自由婚恋、卫生科学议题的关注被视为最能反映时代思想的女性刊物,而大量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的旧派消闲杂志则被否认和遮蔽,如《眉语》《香艳杂志》《莺花杂志》《紫罗兰》等。这些消闲杂志偏向情感、欲望等私领域主题的探讨,因而被自动涂抹上负面色彩,其中所呈现的女性经验也被刻意遗忘。但所谓的“旧”女性,其实从未在历史中退场,她们以独特的方式展现着自身的能动性,并非如传统思维所认定的那般受制于封建性别秩序[9]。而从另一角度看,《妇女杂志》中对“新女性”的再现,何尝不是一种建构呢?实际上,《妇女杂志》本身就经历过一次内容换血,在第一任主编王蕴章时期(1915—1920),《妇女杂志》因刊登旧体诗词小说而被五四知识分子视为保守立场点名批评,最后商务印书馆被迫更换杂志主编,剔除所刊登的旧文学内容,呼应新文化潮流[10]。《妇女杂志》在一夕之间由旧变新,正可看出五四现代性叙事如何将旧文化和旧女性一并淘汰。这样的批评话语在今天仍然十分常见,中研院版在对其数据库的简介中就认为:“《妇女杂志》的刊行期间,历经五四酝酿、高潮、退潮期,以及国民革命期等重要历史时期,因此《妇女杂志》不仅为妇女研究,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具体而微的一次性史料。”[11]显然,制作者在这里依然以五四与革命的现代性为标尺去衡量《妇女杂志》的意义。

《妇女杂志》(上海)

另外一种话语则是中心与边缘的地域政治。学界对于民国印刷文化的研究,常限定于北京与上海这两个文化中心,而将地域性的报刊文化生产置于边缘地位。这一中心对边缘的逻辑不仅埋没了众多的在地声音,而且以偏概全,将上海或北京地区的文化实践用以代表“中国文化”“中国女性”的整体样貌。晚清民国的女性期刊中其实有着丰富的地域光谱,各地地方女校、妇女组织、文化出版机构都兴办面向女性读者的报纸杂志,其中较为大型的有杭州《妇女旬刊》(1917—1935,1946—1948)、云南《女学界》(1923—1924)、安徽《女钟》(1929—1932)、南昌《女声》(1938—1940)等。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地方女性期刊都残缺不全,没有完整的印刷本档案,能够制作成数字数据库的更是少之又少。

由此我们看到,研究者的内部视角,使得他们在进行档案生产工作时,受到上述两种思维习惯的影响,从而认为《妇女杂志》更具代表意义,更值得被档案化。但《妇女杂志》所呈现的民国女性经验毕竟是单一的,缺乏不同文化和地域位置的交织。不同于研究者对《妇女杂志》的独尊,上图版和超星版这类大型数据库中,收藏着更丰富的资源,容纳了一些旧派与地方性的女性期刊。他们的外部视角,反而有助于跳脱出既有的学术成见,恢复民国女性期刊本身的复杂样态。若研究者有心挖掘这一领域,或能建立《妇女杂志》之外更为丰富的民国女性经验话语。

三、阅读期刊,阅读档案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著名学者贺麦晓(Michel Hockx)等提出民国女性期刊的四种阅读策略,分别为:平行阅读(horizontal reading),细读刊物某一期中的所有材料(文本、图像、广告等)以还原当时读者的阅读经验;垂直阅读(vertical reading),追踪特定文类或主题在某一期刊整体中的脉络;综合阅读(integrated reading),观察同时期多种期刊中复现的观念与形象;情境阅读(situated reading),在期刊与其他文化资源(历史文献、回忆录、小说、电影)组成的文化脉络下检视某一话题[12]。这四种阅读方法虽然层次不同,视野或大或小,但核心之处都是强调将单个文本内容放入具体的语境中去阅读,显示出一种重返文化现场的历史化倾向。本文引入(数字)档案的这一角度去思考民国女性期刊,目的之一是反思这一方法的不足之处。正如克罗齐为人熟知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揭示的,作为阐释者不可迷信历史主义,要意识到我们本身阐释位置的局限性与揭示历史面貌的片面性。从档案的角度来看,平行阅读的有效性取决于档案对材料的保存情况,而对于较为强调历史化方法的垂直阅读、综合阅读、情境阅读,更是要看到作为原材料的“期刊”在档案化过程中遭遇多重中介与转换而裹挟的权力关系,从而思考档案生产的脉络:我们为何能看到面前的档案?为何它会被档案化?有没有哪些内容被排除或强调?是由何种人或机构出于何种目的所为?因此,我们在阅读时要做双重阅读:不仅要阅读期刊本身的脉络,也要阅读收藏期刊的档案的脉络。

Trouillot考察了权力、档案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提出遗漏和排除可能产生于“四个关键时刻”,它们分别是:原材料生成时、档案生成时、叙事生成时、意义生成时[13]。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有材料反映,也不是所有的材料都会得到保存、编成档案,这些档案也不会全都被打开来重新讲述乃至赋予意义。贺麦晓等人提出的具体阅读策略,仅在叙事与意义生成时提供了我们减少遗漏的一个方法,但仍缺乏对原材料与档案层面的关注。我们在使用民国女性期刊的各类档案进行知识生产活动时,可以通过检阅这样的“四个关键时刻”来衡量自身研究中的潜在问题。仍以《妇女杂志》为例,《妇女杂志》呈现或没有呈现哪些女性经验、《妇女杂志》的档案或数据库突出或删去了哪些内容、研究者如何选取或忽略《妇女杂志》档案中的材料建构叙事、这样的叙事最终生产出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反思的环节。

结论 

本文从数字档案的角度探索《妇女杂志》与民国女性期刊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一面,即档案制作者对于档案的建构作用,以及它对运用档案进行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女性主义研究越来越多地将档案置于历史、政治和权力中理解,档案不是透明可见的储存场所,而是“已经依照特定群体的兴趣和需要而形成的文本”[14]。围绕《妇女杂志》的四个数字档案,我们看到档案作为一种中介,联结着历史经验、档案制作者的兴趣,以及研究者自身挑选材料的兴趣。我们在使用档案时,要对档案设计者的意图进行充分思考。当面对有丰富元数据的数字档案时更要留意,因为这些起索引作用、方便我们查找材料的元数据不只是指南,也有可能变成陷阱,令我们局限于档案设计者所关心的议题中。除了要关注档案的生成脉络外,数字档案的出现也推动我们思考档案的媒介性及其意义。印刷档案与数字档案的差异不仅在于媒介使用体验的不同——从亲自阅览这些档案的物质性存在,转换为通过计算机屏幕与超链接去接触、串联档案中的材料,更在于数字媒介所启动的数字人文的新方法。数字人文能为研究带来新的前景,如处理大规模、多节点、网络式数据,但也会带来新的限制,如资料的芜杂、对细读的忽视等,这一方面的具体实践同样值得反思[15]。总之,无论是档案的制造过程还是其媒介特性,背后都隐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念,限制着我们作为研究者可以获取哪些材料、运用哪些阐释方法。从档案的角度来认识旧期刊,也是研究者对自己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研究者在研究时不是一个孤立而抽象的个体[16],闭门造羹式地搜集材料、分析材料,而是处于世界之中,处于研究者、档案、档案制作者所形成的多重关系网络之中,受到不同力量的形塑作用。只有意识到研究者阐释活动的有限性,并拆解出发言位置所隐含的种种权力关系,才会为更具批判性的知识生产带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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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rchive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Women’s Periodicals in Republic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Databases of Ladies’Journal

Sheng Zhifan

Abstract: The role of archivists in shaping the digital collection can be detected in the setting of metadata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original materials, which suggests archivists’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ted archiv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aking four databases of Ladies’ Journal as exampl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rchival construction by examin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using of databases in the studies of women’s periodicals in Republican China. In light of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issues of “outsiderness” and “insiderness,” this paper critically evaluates the work of two types of archivist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women’s periodicals. It also considers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using databases in periodical studies, arguing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read not only the context of the periodical itself, but also the context of the archive in which the periodical iscollected.

Keywords: Digital archive; Database; Women’s periodical; Ladie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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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王波

注释:


[1]网址为http://mhdb.mh.sinica.edu.tw/fnzz/index.htm。

[2]网址为https://kjc-sv034.kjc.uni-heidelberg.de/frauenzeitschriften/index.php。

[3]网址为http://www.cnbksy.cn/literature/literature/2de64b26db09e4c0e879112e0e848058。

[4]网址为http://www.chinamaxx.net/。

[5]元数据即描述数据的数据,它是用来帮助人们了解和检索数据库中资源的基本描述信息。

[6]https://kjc-sv034.kjc.uni-heidelberg.de/frauenzeitschriften/public/project/project_history.php,2019年5月7日。

[7]在此会议上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可参考《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

[8]Sandra Acker,“In/Out/Side: Positioning the Researcher in Feminist Qualitative Research, ”Resources for Feminist Research , vol. 28, no. 1-2, 2000, pp. 189-208.

[9]可参考黄锦珠:《女性主体的掩映:〈眉语〉女作家小说的情爱书写》,《中国文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0]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第627页。关于《妇女杂志》改革中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作用,可参考雷超:《茅盾与〈妇女杂志〉第六卷革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

[11]http://mhdb.mh.sinica.edu.tw/fnzz/,2019年5月7日。

[12]Joan Judge, Barbara Mittler and Michel Hockx,“Introduction: Women’s Journals as Multigeneric Artefacts,”in Michel Hockx, Joan Judge and Barbara Mittler eds., 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A Space of Their Ow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8-10.

[13]Michel-Rolph Trouillot, 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 p. 26.

[14]Griselda Pollock“, Trouble in the Archives,”Women’s Art Magazine, no. 54,1993, pp. 10-13.

[15]王汎森:《数字人文学之可能性及限制——一个历史学者的观察》,项洁编:《数字人文研究与技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25—35页。

[16]Catherine E. Hundleby,“Feminist Empiricism,”in Hesse-Biber and Sharlene Nagy eds., Handbook of Feminist Research: Theory and Praxi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2, pp. 28-43.

原刊《数字人文》2020年第2期,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