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地研究与辛弃疾词的新读法

作者:简锦松;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经典重释 现地诗学

简 锦 松 / 台湾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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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地研究法为辛弃疾其人、其居与其词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视野。研究以现地GPS 工作为基础,借由辛词《玉楼春》和《瑞鹧鸪》,对辛弃疾晚年从镇江知府罢归奉祠一事,做了深入的解说,并解读了辛弃疾的晚年心境。具体标记了辛弃疾从镇江府返回铅山瓢泉庄时可以选择的两条水路,以及他何以选取长江余干线的理由。除了对辛词的新视角解读之外,所提出的从杭州钱塘江畔到南昌这段玉山路的全程GPS 定位,对于研究古代浙江、江西、福建交通,也具有很大的创新和实用的意义。

关键词辛弃疾 稼轩词 现地研究 长江航路 玉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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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途行旅,选择道路,一定有其理由。以唐人李翱的《来南录》[1]为例,元和三年(808)三月,户部侍郎杨于陵被出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同年十月,李翱受聘为其掌节度,于元和四年(809)一月十二日自东都洛阳出发往广州赴任。

从东都洛阳到广州有三条知名的驿路可以选择:

一是由东都洛阳直接南下,经汝州、叶县、邓州、襄阳、郢州、岳阳,进入湖南、广东。宋代靖康、建炎、绍兴年间(1126-1131),陈与义避寇南行就是走这一条路。韩愈在唐贞元十九年(803)贬连州阳山县,元和十四年(819) 谪赴潮州,自西京出蓝田武关道,到了襄阳以后,亦由此路前行。

一是走中路,经蔡州、申州,由鄂州、岳阳进入广东。不过,当时吴少诚盘踞淮西[2],道路可能不通。

一是从洛阳东下,走隋唐大运河,由汴州、宋州、永城、埇口、泗州、盱眙、楚州,到扬州,然后渡江,自京口南下苏州、杭州,转衢州、信州,到江西洪州,再沿赣江南下,度大庾岭,抵广州。

这三条道路,以第一条的距离最短,以高德地图概算,约1,633.5 千米,以第三条距离最长,约2,509 千米;而李翱所选的却是距离最长的一条,据李翱自述是“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为何他舍近而就远呢?当他在扬州渡江时,也可以选择西溯长江到洪州南昌,欧阳修《于役志》与黄庭坚赴江西太和县令之任都选择长江,但李翱并没有这么做。

原因是,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不能骑马,不便坐车,风浪太大的长江江船也不合适,只有第三条路线几乎全程都可以平稳行舟,因而中选。李翱之妻在唐宪宗元和四年闰三月十八日甲子(809年5月6日),诞下一名女婴,以生产日期逆推280天,约在元和三年七月四日(808年7月30日)前后便已经知道怀孕了。当他们在三月二十五日(809年4月13日)路经衢州时,距离产期不足一个月,两人选择留在衢州待产。留此的理由有三:第一,衢州刺史是旧友,可以得他照顾;第二,出衢州之后大约44.378千米,将遇上此行唯一的越岭行程,必须登陆山行,对足月的产妇不利;第三,衢州以西到余干县城344千米之间,除了信州上饶县之外没有较大的城市,当时的上饶、余干二县也不是大城,真正安全的城市是洪州,距离十分遥远。

李翱所选的这条道路,从汴州到杭州,是隋唐大运河,交通管理可能还上得轨道;但从杭州到洪州这一段,虽然是南宋以后的重要驿路,在唐朝却题咏极少,还十分荒凉,但考虑到妻儿的现实问题,仍以此路为上选。

《来南录》的例子让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不能离开作者的真实人生,研究者必须有现地研究的功夫,能够清楚地了解作者亲身接触的环境实况,然后仔细体会作者的选择用意。同理,对于辛弃疾在开禧元年从知镇江府的任上被迫奉祠归乡,他选择了什么道路,为何写下《玉楼春》和《瑞鹧鸪》等问题,本文亦将以现地研究的方法,来验证其填词心境,提出新说。


我们将处理以下事项:

  • (1)具体解说辛弃疾在信州上饶县和铅山县的居处,特别是瓢泉的真实相, 使奉祠返乡之事,落实到词人的真实生活中。
  • (2)以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画出辛弃疾从镇江府返回到铅山瓢泉可选择的两条道路。其中长江和江南运河的航程,依据宋、元、明人所记载之古地图中的清代县城,以及本人多次现地考察所见,作明确指述。
  • (3)浙江至江西这一条驿路,向来少为学术界所知。文中将作详细定位,并以“玉山道”名之。又鉴于宋、元、明、清旅行者的活动多数在县城,将以清代县城为基准设置定点,详细标记各县城之间的航程里数。
  • (4)综合分析辛弃疾从镇江知府去职的真相及其心理,对其所作二词做出新解。


二、辛弃疾最后一次长途旅行

(一)开禧元年的两首小词

辛弃疾众多的词作之中,有两首小词一向没有受到重视,也一直没有被正确解读,其实,这两阕词是了解辛弃疾晚年心境的最重要依据。其中一首是《玉楼春》,词牌下有小题:“乙丑京口奉祠西归,将至仙人矶。” 全篇为:

江头一带斜阳树,总是六朝人住处。悠悠兴废不关心,惟有沙洲双白鹭。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直须抖擞尽尘埃,却趁新凉秋水去。[3]

小题记载着“乙丑京口奉祠西归”,乙丑是开禧元年(1205),这时候辛弃疾已经66 岁,两年后便去世,可以说是晚年了。词题上没有月份,词中的“新凉” 一词,习惯上是指七月初,虽然该年的立秋在七月十三日,也无妨指为初秋。京口,即镇江府,在前一年的三月,[4]他以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差知镇江府,因而罢官之后,也是从镇江府出发。奉祠,指罢官后给予祠俸,据《宋史·辛弃疾本传》“降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冲佑观在武夷山,[5]与铅山县相邻。

这阕《玉楼春》词的内容并不复杂,上片就眼前所见的江村、夕阳、沙洲双鸟, 淡写几笔;下片起句“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照应小题中“将至仙人矶”五字,指出江船正要驶入仙人矶前的夹江停泊。

仙 人 矶, 是 长 江 南 岸 的 一 个 临 江 小 矶, 位于31 °51’40.28″N, 118°33’25.11″E,今属南京市江宁区,离南京的主要码头下关 34.2 千米,[6]距离出发点镇江码头 118.9 千米,从镇江出发后,到仙人矶的行驶时间大约 4 至 5 天。仙人矶海拔约 13 米,与江面的高差约 10 米,矶外有一条名为子汇洲的沙洲,因而形成夹江。[7]古代江行船只为了减低风浪带来的危险,喜欢航行在夹江中, 或是为了躲避江上风雨临时进入夹中,或是在夹中泊宿。以南京到仙人矶的距离来说,在这里停泊过夜,也很恰当。元丰六年七月二十八日(1083 年 9 月 12 日), 张舜民自建康府出发,当晚泊白土矶,[8]以方位和里程计算,白土矶就是仙人矶, 可以为辛弃疾此行的佐证。“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的句意不明, 上片明明说有斜阳,可见当日并无风雨,不知道这一句为什么这样写。只是天已将晚,所谓卸帆,当指在夹中泊宿无疑。

从全部还乡旅程计算,此日才到仙人矶,距离瓢泉还很遥远,所以后两句以“直须抖擞尽尘埃,却趁新凉秋水去”,希望一路上能够迅速前进。辛弃疾的瓢泉庄有“秋水观”,句中的“秋水”二字,恐是双关语,[9]既写眼前秋江水阔, 也兼指所归的瓢泉宅。

第二首是《瑞鹧鸪》,词牌下也有小题:“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全首为:

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孰居无事陪犀首?未办求封遇万松。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

余干县在鄱阳湖东岸(以余干县城的通和门为代表,28 °41’41.20″N, 116°41’7.09″E),是从长江进入鄱阳湖以后,再东行铅山县的必经之地。《瑞鹧鸪》的词调只有八句,本词却有六句用典,而且都是充满了不满和求退之意的反面典故;最后以龙钟来写自己的老态,回顾第二句的“憔悴归来”之语,分明说自己的龙钟正因为憔悴而来。

从两词所提及的地名,一是“仙人矶”,一是“余干县”,可以知道辛弃疾这次罢职返家的路线,是从镇江府出发,溯行长江西上,然后经鄱阳湖到余干县,才迂回地回到铅山县的瓢泉庄。

“乙丑奉祠归”五字所谓的“归”,是指返回铅山瓢泉,辛弃疾此后没有再出任官职,死后葬于今期思渡正西约7.32 千米的山麓。辛弃疾生前的声望甚高, 去世不久,便有祠祀,历代凭吊者甚众。今铅山县亦加以整修为观光景点,称为辛弃疾墓,位置在28°9’8.36″N,117°45’51.56″E。

(二)乙丑奉祠西归

关于“乙丑奉祠西归”这件事,由于宋人的记载颇多矛盾,邓广铭的解读也有不当,文中将予补正。首先请看《宋会要辑稿》的两段记载:

宁宗开禧元年三月二日,宝谟阁待制、知镇江府辛弃疾降两官。以通直郎张不法,弃疾坐缪举之责也。[10]

宁宗开禧元年七月二日,新知隆兴府辛弃疾……并与宫观,理作自陈。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景思荐进驵吏,鍜炼平民。” [11]

这两段记载之外,还有《嘉定镇江志》云:

辛弃疾,朝议大夫、宝谟阁待制,嘉泰四年三月到,开禧元年六月十九日改知隆兴府,七月初五日宫观。[12]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13]根据这三段资料,作成以下结论:

三月,坐谬举,降两官。夏六月改知隆兴府,旋以言者论列,与宫观。

并加按语:

按:《宋史》稼轩本传于“坐谬举,降朝散大夫”之下,即连书“提举冲佑观”,据《镇江志》及《宋会要》文,知谬举降官为一事,因遭论而与宫观为另一事,不应合并为一也。

邓广铭又引用南宋林克斋《通待制辛帅》一文的“畴庸北固,易镇南昌”为证,[14] 表面看似乎证据充足,可以成立,实则不然。

第一,《嘉定镇江志》的记载可疑。《嘉定镇江志》说辛弃疾来任时为“朝议大夫、宝谟阁待制”,但辛氏在降两官之后,降授朝散大夫,已见南宋卫泾“降授朝散大夫,充宝谟阁待制,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赐紫金鱼袋辛弃疾,依前官,特授知绍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使,充两浙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赐如故制”,[15]依据《绍兴以后阶官—文阶》[16]所载,其阶次为“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则降两官之前,应为“奉直大夫”,《嘉定镇江志》的资料来源,仍有可疑。

第二,“降两官”和“谬举”的问题。宋代的官制,官员通常有带职官、差遣官、阶官三种身份,以辛弃疾为例,“带职官—宝谟阁待制”和“差遣官—知镇江府”和“阶官—朝散大夫”,“降两官”是指阶官被降两等,但并不是降了两阶就没有其他事了,《宋史》和《宋会要辑稿》里常见的例子,都是降两官之后便放罢、给祠,简单地说,就是下任去吧。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在降两官之后仍带差遣,这样的例子都是贬谪后任用。也就是说,当辛弃疾在知镇江府任上被降两官的同时,就应该罢官给祠了,不会继续在原任,改任“知隆兴府兼江南西道安抚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镇江府是大府,隆兴府也是大府,等级相同,整部《宋史》中,从来没有大府知府被降夺两官之后,未经落职、给祠、降谪等处分,就立即派任到相同位品大府的例子。

而且,检视《宋史》和《宋会要辑稿》,只有两件“谬举”的实例,可见辛弃疾谬举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因此才会被写下来。这两件中的另一件,当事人知昭州赵善已被放罢,[17]辛弃疾却夷然无事,不令人怀疑吗?《宋史》和《续通志》两书的《辛弃疾传》都只写到“知镇江府,坐缪举,降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18]没有“宁宗开禧元年七月二日,新知隆兴府辛弃疾,……并与宫观,理作自陈” 这一段,史臣这样的处理,是有道理的。

总之,不论是从官制或法理来说,辛弃疾既然在开禧元年三月从知镇江府被降两官,便不可能再于六月“新知隆兴府”。更重要的是,辛词的小题所书:“乙丑京口奉祠西归,将至仙人矶”,明明白白是在离开镇江的五六天后就说出自己是给祠罢归,怎么可能到江西才给祠呢?外部文献的旁证,也要看是否与作者的著作相抵牾。而且,词题说是西归,从隆兴府南昌到铅山县是东归,方向完全相反。邓氏主张辛弃疾在镇江降两官而未放罢,及至改知南昌才落职给祠,降官与给祠为两件不同之事,其说法明显错误,但历来无人察觉。

(三)西归的返回地:瓢泉庄

如果要谈辛弃疾的还乡旅程,有必要清楚地知道他究竟要回哪里去。我整理了他的诗词文章,统计出他在信州曾经居住和留宿的地点有五处:带湖稼轩、博山寺、黄沙书堂、鹅湖寺、瓢泉庄(如图1 所示)。下文将逐一详说。

图1   辛弃疾词中的五个常在住处

1. 带湖稼轩

辛弃疾是济南人,23 岁南渡后,一直在大小官职中流转。直 到41 岁, 淳 熙 七 年(1180) 知潭州兼湖南安抚时,[19]才派人在信州上饶县北 门(灵山 门, 28°27’22.04″N,117°58’8.05″E)外的带湖畔修建稼轩,[20]并自撰《上梁文》。稼轩建成,他又作《沁园春》词,有赵善括的和章, [21]有洪迈为作《稼轩记》。[22]

《稼轩记》一文中,对于带湖宅的所在位置、占地面积,以及园林、亭台、池水的分配比率,乃至可耕地等各种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据洪迈说,“稼轩”是辛氏对带湖新居的命名,由于洪氏在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带湖位于上饶县城的城北负郭之地,而上饶县城自南宋到民国初年都没有重大改变,因而不难找到。

带湖宅虽好,但不过数年便遭遇火灾,主要建筑虽被焚毁,此址仍归辛氏。到了元至元八年(1271)辛未,稼轩故址被军人占住,也有豪族与辛弃疾的后人兴讼,检举这笔土地原为官地,信州太守唐震检阅图籍,发现果然本是官地,决定收回土地,兴建书院,可惜未完而去。[23]继任者李阳雷完成其事,时为至元十一年(1274)甲戌春天,命名为“广信书院”,以符合官地之实。不过,书院草创之后二十余年,在大德元年(1297)更名“稼轩书院”,但军人占住的情形  仍然严重,栋宇积久颓敝,大德七年(1303)癸卯,新任太守朱霁(信州路总管) 继至,[24]乃嘱书院山长赵然明重新整修。关于这次整修稼轩书院的细节,戴表元《稼轩书院兴造记》有详细记载。[25]这所书院在明清时期虽默默无闻,但并未废改, 原址今为上饶第一中学(以28°27’15.35″N,117°57’44.67″E为代表)。

根据洪迈和戴表元的描述,稼轩原来占地面积就不小,元人所修建的书院规模也很大。洪迈《稼轩记》所述为:

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宝带,其纵千有二百三十尺(约 372.69 米),其衡八百有三十尺(约 251.49 米), 截然砥平,可庐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识其处,天作地藏,择然后予。济南辛侯幼安最后至,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才占地什四(约37,491.1232 平方米),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

文中的尺数,我以宋金时期的步亩法[26]换算,以一尺等于0.303 米为基准,计算所得,长372.69 米,宽251.49 米,占地9.37278 公顷,面积相当广大。一楹,指房屋的一个“间”,一般厅堂皆为三楹,而稼轩房舍的总数达到百楹,对比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绍兴初,高宗自越复还临安,命有司裁为行宫,百楹而已。时内侍杨公弼董其事,欲增为三百楹,上不可而止”,[27]可见其规模之大,比于豪奢。

2. 博山寺

辛弃疾在博山寺多次住宿,也在往来博山寺的道中填了不少词。博山道就是上饶县和广丰县之间的道路,今日此间的公路基本上沿清代道路修筑,前段相当于上饶县728 县道,后段相当于江西320 省道。上饶县城西南的信江口,有丰溪河自广丰县来会,因此,辛弃疾词中几乎都是沿溪陆行,清代沿用至今的这条道路,也有大部分沿丰溪河。

辛弃疾非常喜欢博山寺,在带湖稼轩居住时期,多次骑马来到这里留宿, 移居瓢泉庄之后,还回来养病。[28]因为来的次数太多,他还自嘲“却教山寺厌逢迎”, [29]据辛弃疾词里的描写,博山寺乃在丰溪河北岸;[30]依地形推测,可能在28°23’51.61″N,118°4’44.30″E 一带,海拔约85 米,距离清代上饶县城南门浮桥约12 千米。辛词中写到的雨岩,可能是此址西北方的石婆山(婆、博同音)。现在上饶县人在石婆山东北与石塘山西南跨连的山口处,新建博山寺(28°25’15.62″N,118°4’25.81″E,海拔约191 米)为风景名胜,与丰溪渡口相去约三千米左右。

3. 黄沙书堂

这是辛弃疾在黄沙村的书堂。辛词中以黄沙为主题的也不少,都是陆行沿溪而去,著名的《西江月》“七八个星天外,两山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便是。据辛弃疾友人陈文蔚的《游山记》所云:

嘉定己巳(二年,1209)秋九月,傅岩叟拉予与周伯辉践傅岩之约, 癸巳(初二,1209 年 10 月 2 日),岩叟、伯辉发铅山之东洋(东洋桥, 即县治之东门),予自水北往会于千田原归福庵,因止宿焉。……乙未(初四,1209 年 10 月 4 日),……日且午,豁然开霁,……度北岸桥, 过黄沙辛稼轩之书堂,感物怀人,凝然以悲。入隐将峡,峡长三四里许, 两山奔迫相抱凡数曲,小溪介其中,因山之势以流,亦清驶,环带峡尽, 行山蹊数里,皆樵牧之径。至佛母岭下清池。[31]

陈文蔚、傅岩叟、周伯辉都是辛弃疾的友人。文中的“东洋”,指铅山县治,县治的东门有东洋桥;“水北”,指上饶县治,位于信江之北。陈文蔚在九月二日出发,夜宿千田原归福庵,其地不详;九月三日甲午,住宿在他自己的竹林别业。九月四日乙未出发,先度北岸桥,北岸桥在28°14’8.49″N, 117°56’11.71″E,跨大奥溪上(今名大坳,同音字)。清末民初,此地无桥有渡,北岸地名也改为同音的北雁,有北雁塔,见1937 年测绘的《上饶县五万分之一地形图》[32]。今为633 县道通过,建有大桥,过桥向东北方向约2.4 千米,就到了黄沙村,今名“黄沙岭乡黄沙村”。黄沙之上是傅岩,从傅岩向南到高洲,风景极佳,是上饶县的景区,傅岩叟即以此自号。当时往游傅岩、高洲的人士应不少, 也有许多人在此有私人别墅。黄沙是游览傅岩的登山口,虽然四山环抱,仍是平地,辛弃疾在这里建“黄沙书堂”,应与带湖、瓢泉一样,属于个人产业。

4. 鹅湖寺

辛词中写鹅湖道中、鹅湖寺的篇章颇多,有时是从上饶县城向西南来,有时是从铅山县城向东北去;至于写鹅湖山,都是从铅山县城的方向看山。

鹅湖寺的历史悠久,相传唐大历(766-779)年间,大义禅师植锡山中,在山麓建仁寿院,即鹅湖寺前身。[33]北宋庆历年间曾巩曾为寺僧绍元作《鹅湖院佛殿记》,[34]谓其资费极广,可想见规模必定宏大,南宋过往借宿者都称寺之大,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四人论学的鹅湖之会,便在寺 中举行。南宋淳祐十年(1250)改为书院,经元朝,至明朝景泰(1450-1456)年间更名“鹅湖书院”(28°15’32.39″N,117°48’52.94″E),前述《上饶县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上也有记载,2006 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什么鹅湖寺会成为宋人题咏的焦点,与当时的交通驿路有关。南宋以来,自铅山县城到信州治城上饶的陆路,必须经过“鹅湖寺”和“石溪”两地。从铅山县城北门外的大义桥(28°13’7.01″N,117°46’39.67″E)出发,有两条路到鹅湖,一经慈云寺,约6.5 千米,一经双夹铺,约7.5 千米,到了鹅湖寺之后,向西北6 千米余便到石溪(以28°17’55.78″N,117°51’35.99″E 为代表),自石溪再西北行,约22 千米到上饶县城西门(28°27’2.01″N,117°57’52.03″E)。这条道路自南宋以来,便有范成大、陆游,元人王恽,明人田叔禾,清人朱彝尊、查慎行等题咏不绝。辛弃疾原来住在带湖的稼轩,如到铅山,往来必经鹅湖寺,所以也留下许多词篇,但鹅湖寺对辛弃疾而言,主要是途经之地,与博山寺、黄沙书堂的情况不同。

不过,由于信州的交通地位,是承接东自杭州、西至南昌的玉山线,主要是利用信江水路,铅山县城离信江太远,因而位于信江畔又邻近铅山河口的河口镇,益形重要(今日铅山县治已移到河口镇)。以后,自铅山县城北上鹅湖的道路渐渐沦为次要,而由河口镇直接往石溪、赴上饶的道路成为主线,不再经过鹅湖书院了。时至今日,主、副线都铺设为公路,相当于现在江西202 省道和202 省道支线,其中202 省道支线从鹅湖书院北方2 千米经过,只在交叉处另辟支路通鹅湖书院,因此今人已经不知道辛弃疾多次往来鹅湖寺的缘故了。

5. 瓢泉

瓢泉,是辛弃疾继带湖稼轩之后的卜居之所。在辛词中,指称瓢泉的地名有“期思、瓢泉、彭庄、停云、秋水观、苍壁”等。现在铅山县人在永平镇[35]南方、铅山溪西畔的一处山沟下,创设“辛弃疾故居—瓢泉”(28°8’40.42″N, 117°49’29.57″E)景点。不过,辛词中所写到的瓢泉概念都在铅山溪东岸,新设 瓢泉景点逼近山泉,太隘太狭,以辛弃疾的性格,应不会在这里经营他的新居。创设“辛弃疾故居遗址—瓢泉”景点者,可能是误会了“瓢泉”之义,认为“泉”就是“山泉”,其实不是。从唐诗所见,“泉”和“溪”字常常混用[36],辛词对瓢泉,也都以溪水来形容:

北堂之水几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哨遍·秋水观》)

听兮清珮琼瑶些,明兮镜秋毫些。(《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 歌以饮客,声韵甚谐,客为之釂》)

水纵横,山远近。拄杖占千顷。老眼羞将,水底看山影。(《祝英台近·与客饮瓢泉》)

去年拄杖过瓢泉(《玉楼春》)

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瑞鹧鸪》)

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

(《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37]

以上各词所写的景观,都是以开阔的铅山溪为对象。此外,他曾引水到阶下为秋水观,“秋水长廊水石间,有谁来共听潺湲”(《鹧鸪天·子似过秋水》),也以溪水潺湲来形容。

辛弃疾的瓢泉庄,在他死后被改建为稼轩书院,见《大清一统志》:“瓢泉,在铅山县东二十五里,形如瓢。宋辛弃疾有瓢泉词,稼轩书院即在其中。 [38]

更早的嘉靖本《广信府志》也载有:“稼轩书院,在期思渡,乃宋秘阁修撰稼轩辛先生寓居,旧名瓢泉书院,后毁于兵。[39]从铅山县城东门外的东洋桥(以28°12’52.39″N,117°46’47.52″E 为代表)出发,至期思渡村(以28°9’5.33″N,117°50’15.32″E 为代表),陆行约10.195 千米,溯溪约12.87 千米,即所谓“东二十五里”之数。“期思渡”地名,在民国《石塘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中,被写成同音的“棋子头”,今人仍复称期思渡,位在铅山溪东岸,可见民国以前所认知的辛弃疾瓢泉新居,是在铅山溪东岸的期思,并不在西岸。据辛弃疾为期思桥坏复成而作的《沁园春》词[40],上阕末云“还惊笑,向晴波忽见,千丈虹霓”,谓桥复成,过片首云“觉来西望崔嵬,更上有青枫下有溪”,明确写出期思村在溪东,向西望则隔溪有山有枫。

辛弃疾到期思访周氏泉,引起他卜居的动机,虽有其事,但期思新居命名为瓢泉,则与周氏泉无关,他所命名为瓢泉的,乃是图2 所见铅山溪中其形如瓢的这一段。

图 2   期思瓢泉之名的由来

这一段的溪面的水流十分复杂,以 Google Earth Pro 和民国《石塘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比较,1937 年所见的溪流,有明显的如瓢形状。现今溪流稍有改变,溪右一带,从乳形山(以 28°8’6.67″N,117°49’39.94″E 为代表)向北约 1.4 千米的东侧河道只剩涓涓细流,部分更被民居侵夺,但仔细辨识仍有河形。前面说过,“泉”字在唐人诗文中,经常指称溪水,辛弃疾用瓢泉来称呼这一段瓢状的溪流,是很正常的用法。

这两幅地图中的地名,如“西洋”“横畈”“丁马山”“乌石头”,现代都无改变,“期思渡”在老地图上标成“棋子头”,“期思”标成“激失”,只是一音之转。至于“东山冈”与“乳头山”的命名,一指山在溪东,一指山形似乳房,乃是同一座小山。由此可以证明,本段溪流的右岸发生了变化,今日虽然不能从目视上看到明显的瓢形,但在1937 年以前确实是存在的。依照水流演变的原理和旧方志的记载,可以推想,辛弃疾当年可能是看到瓢形溪床的景观,而取颜回“一簟食、一瓢饮”的古义,命名为瓢泉。

至于辛弃疾经营瓢泉庄的日期,应在绍熙三年(1192)赴福建提点刑狱之前,所以,他在《浣溪沙》词下题了“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41],又在《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词中写道:“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 [42]

草堂经岁,重来杜老”,用杜甫在上元元年(760)创建成都草堂之后,中 经徐知道之乱,迁流梓、阆之间,至广德二年(764)才又回到草堂居住的典故, 指自己经营期思新居之后,又到福建宦游,至绍熙五年(1194)罢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之任,始回此宅,不但过片有“为我归来”之语,在福州《添字浣溪沙·三山戏作》“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绕扶行不得,闲窗学得鹧鸪啼。却有杜鹃能劝道,不如归” [43]之作,都明显以瓢泉为旧日所居之地,并非福建归来,始卜筑瓢泉。[44]

以上,我详细讨论了辛弃疾词在信州的上饶和铅山两县的常住之处,这五个地点中,带湖和瓢泉都是他的庄院,博山寺有可供他居停使用的房舍,鹅湖寺可能只是临时经过借宿,黄沙书堂,应是私人别墅。拥有这么庞大产业的辛弃疾, 现在他要从知镇江府的高位上,奉祠归里了。


三、两条返乡之路的选择

辛弃疾词集中,纪行之作并不多,这次连续两阕以明确的地名指出自己的旅行途经,是很特别的。

正常人被罢官归乡,心情都不免惆怅,辛弃疾不仅仅是惆怅,在文字的背后,更抱有深沉的失望和怨怼。要明白这一点, 必须了解南宋的交通驿路,以及他选择这条回家路线的理由。

(一)两条路线的 GPS 定位

辛弃疾可以选择的返家道路有两条。图3 是这两条水路的实际路线,利用现地GPS 数据,在Google Earth Pro 手绘完成:

图 3   实测辛弃疾可以选择的两条路

一条是北线,以黄色线条标示,利用长江航道。从镇江府(京口)溯江西行,中间经过仙人矶,到江西湖口县(鄱阳湖口),再南下鄱阳湖,迂回经余干县到铅山,辛弃疾本次旅行所选择的就是这一条路线。从镇江府到湖口县(鄱阳湖口),逆流约519.008 千米,从湖口县进入鄱阳湖,经星子县、鄱阳县南下, 到余干县南信江上的潼口滩,仍是逆流,约196.943 千米,从潼口滩溯信江,到铅山县河口镇,仍是逆流,约166.574 千米,从铅山县河口镇到铅山县城还是逆流,约20.225 千米,自县城东门至瓢泉庄陆行约10.295 千米,合计约913.045 千米,详细里程分析如下列表1、表2:

表1  宋代长江自京口至湖口航程

表2  宋代自湖口至铅山瓢泉航程

一条是南线,以水蓝色线条标示,利用江南运河和浙江与江西之间的玉山道。从镇江南行,经由江南运河,沿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秀州(嘉兴)、杭州,到杭州六和塔旁钱塘江岸,约334.717 千米,江南运河是人工管理的河道,而且广大的太湖就在全程的中央,所以从镇江南下到无锡,是顺流,苏州南北这一段水几乎不流,从嘉兴到杭州,才是逆流。

结束了江南运河之后,从六和塔下的钱塘江畔溯富春江西行,经由富春县、桐庐县、严州(建德县)、兰溪县、龙游县、衢州、常山县,都是逆流。到了常山县城以后,必须越岭, 这片山岭虽然是浙江和江西的分水岭,但山并不高,途中经过的草坪驿(28° 48’12.37″N, 118° 22’20.45″E)是全路的最高点,海拔只有175 米而已。下山之后,在玉山县城西重新上船,是为信江,古称大溪;顺流而下,经信州上饶县到铅山县的铅山河会流口,全程水陆约406.859 千米。在二水会流的江口离开主溪流,转入铅山河, 南行约18.343 千米抵达铅山县城东门的东洋桥,自此至瓢泉庄, 陆行约10.295 千米, 合计约770.22 千米,详细里程分析如下列表3、表4:

表3  宋代江南运河自京口至杭州钱塘驿航程

表4  宋代杭州自六和塔下钱塘江岸至铅山瓢泉航程

以上水路里程,是利用Google Earth Pro卫星影像图作业,其方法是,一般河川,基本上采取水流中线,遇有洲岛,就左右流选择一方为代表;古代长江上的船只,经常避开大江,或走夹江, 或走顺江的支流,在宋元明清的旅行日记中多有记载,在计算里程时,也尽量符合古代的航行实例。上面四个表中,每段河道起讫点的设定,都经过考证和现地考察,与传统研究者直接采取现代地名或利用地名资料库取得GPS的做法不同。表5将玉山线自六和塔至瑞洪镇沿线重要县城的GPS列出,主要是以民国早期五万分之一所见的自清代沿用之老县城为依据,再参考地方志的驿站记载,然后选定一点作为代表。[45]

表5  玉山线自六和塔至瑞洪镇沿线重要县城等 GPS 列表

(二)两条路线的优劣

1. 里程距离

如果走江南运河进入玉山道,比起迂回长江、余干县,可以节省142.83 千米的路程,如表6 所示。

表6  南北两路之里程比较

2. 舟行方便性

古代船速受到顺流逆流的影响很大,长江余干线的行程全部都是逆流;如果走江南运河的话,在江南运河部分,只有170 余千米是逆流,杭州六和塔到常山县这一段约279.717 千米也是逆流,还有常山县到玉山县之间这一段约46.14 千米,必须越岭陆行,其他274.224 千米属于顺流。而且,同是逆流,长江上的逆流行舟,和运河、山溪的逆流行舟,是完全不同的事。[46]因此,以方便性来比较, 运河玉山线远较长江余干线为优。

3. 旅行风险

长江余干线大部分航行在长江和鄱阳湖上,有风波之险,辛弃疾在抵达余干县所做的《瑞鹧鸪》,曾经回顾一路上的江行经验,也指出了“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水逆风逆,人也倍极辛苦。江南运河和玉山线所行的都是内河,江南运河的城外河段,一般宽度约40 米上下,虽有少数地段如苏州城南、崇德县西、塘栖镇、拱宸桥等处,曾经宽达80 余米,然不多见,风波之险甚低。从杭州、富春到桐庐这一带江面,直到1937 年,未经现代水利工程整治前,就经常有500 至600 米宽;桐庐县治前的渡口,更宽达780 米;进入七里濑以后,虽然河道比较窄,也有280 米宽,但因为是山溪性质,历代诗文中少见风涛之险。所以,从航行的风险来说,走长江余干线,不如走运河玉山线。

4. 历史经验

宋室南渡,在整体政治上,虽然是重大的挫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是促进江南发展的良好机会。中国历史上的秦、汉、隋、唐,都是以河、洛、济、渭为重心的北方政权,对于长江流域的开发,甚少投注关心。唐诗中涉及长江流域的诗篇很少,杜甫本人除了出峡的长诗之外,[47]写江水的并不多,至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杜牧等人所写的有关长江之作,大多只限于少数州县。钱翊《江行无题一百首》[48]比较特别,以江行来命名,然就诗中所见,最西到夔州,最东到鄱阳湖口,中间地名也不明朗。而且,钱翊自身因贬谪而来,诗中情感也以不堪为主,并不是真正投注关心在长江的人。

到了北宋,诗人们的注意力才及于长江中下游,苏轼自言“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欧阳修(1007-1072)《于役志》[49]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从扬州到公安的江路,黄庭坚(1045-1105)元丰三年(1080)年从汴京赴任江西太和县,任满后,又于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移监德州德平镇酒税,沿途有一系列的江行诗篇,同年,还有张舜民《郴行录》,更以日记的方式,做了详细的江行记录。[50]进入南宋以后,王十朋(1112-1171)出蜀纪行诗的丰富,陆游(1125-1210)《入蜀记》、范成大(1126-1193)《吴船录》的详赡,都可见出宋代长江航路的兴盛。

再来看江南运河及玉山路。江南运河是南宋最繁盛的水路,它的便利程度无须讨论。玉山路的记载,首见于唐人李翱《来南录》,我在前言中已经解说了这篇旅行日纪。我也详细计算过李翱从镇江到杭州、从杭州到衢州,以及妻子产后从衢州到洪州的三段日程,与宋、元、明、清的旅行者相差甚微。但是, 从唐到北宋,只有李翱的踪迹,殊为寂寞。这条道路,要到南宋才发达起来, 特别是信州,尤其是铅山县。前引洪迈《稼轩记》曾说:“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蠭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环城外中,买宅且百数。” [51]

武林即临安杭州,广信即信州,州治在上饶县。这段话说得很透彻,南宋建都临安,促进了信州的繁荣。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铅山县的兴起。

五代大乱,北人南徙,造成长江、太湖、钱塘江流域新兴城市不断发展,信州也是其中之一。在唐代,信州领上饶、弋阳、贵溪、玉山四县,到南唐时, 增设了铅山县,北宋时又增设了永丰县,都可以看出区域发展的态势。但铅山县更快速发展是在南宋,版图局限于江淮的南宋,更积极地开发福建,铅山县正好控扼浙、闽两省的孔道,地位重要。观察古代的发展,常以重大的公共建筑,例如城池、官署、县学的兴建为指标。铅山县学的设置,就是很好的观察点,它的落成时间是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41 岁,正是他决定到上饶建构稼轩之年。[52]

事实上,由于南宋的行都在临安杭州,从杭州出发,前往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的官员,几乎没有例外,都利用玉山、上饶这条道路,留下了大量的行记和诗卷。[53]

5. 辛弃疾本人的经验

对于辛弃疾本人而言,他对这两条路线都不陌生。

先说江南运河,《续通志·辛弃疾传》记载了“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54]当辛弃疾从建康府到临安谒见,必定经由江南运河。又,辛弃疾出知镇江府之前,他的前任官职是“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从绍兴府到镇江府,也必定走江南运河。他在《水调歌头》曾写道“好卷垂虹千丈,只放冰壶一色,云海路应迷。老子旧游处,回首梦耶非”,[55]吴江县垂虹桥(31°9’27.03″N,120°38’42.65″E),正是江南运河上的一个大站。此外,著名的《霜天晓角》“吴头楚尾,一棹人千里”,[56]也是在江南运河上所作。

至于玉山道,辛弃疾两次经营庄院都坐落在信州,熟悉这条道路是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他在卜居带湖之前的淳熙四年(1177)丁酉,曾以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被召回临安为大理寺少卿,当时所走的便是玉山路。《稼轩词》有《浣溪沙·常山道中》:“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隔墙沽酒煮纤鳞。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卖瓜声过竹边村。 [57]常山便是这条道路上的常山县,词中内容乃为陆行,应在常山县城到草坪驿之间的岭道上。此外,江陵知县赵景明任满过豫章拜见,辛弃疾赠以《沁园春·送赵景明知县东归》;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辛氏赠以《西河》,[58]赵、钱两人都是经由这条玉山道。由此可见,辛弃疾如果想从镇江府经由江南运河回到瓢泉,一点困难也没有。

长江航道,辛弃疾也不陌生。他曾经出任江阴佥判、建康府通判、知滁州、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甚至是离职之前担任的镇江知府,[59]都在长江上。他过去的宦游中,也数度往来江上,曾有《西江月》“江行采石岸,戏作渔父词[60]之作。所以,辛弃疾如果选择溯长江西上,也有充分的经验。

但是,必须注意一点:辛弃疾归来的目的地铅山瓢泉,深藏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之交的位置;而对于长江航路来说,从湖口进入鄱阳湖,往南昌、赣州,进入广东,才是它进入江西支线的主航道,铅山县并不在这条长江支线的主航道上。

如果江船到南昌,再继续往铅山县瓢泉庄,必须东出范家池,沿鄱阳湖南缘,从邬子口进入信江,[61]再溯信江而上,水程约303.685 千米,相当遥远。而且,从湖口到南昌尚有142.929 千米。换言之,当辛弃疾选择了溯长江西上时, 如果他从江行正路直上南昌,再绕道回铅山,单单是湖口县到铅山瓢泉这一段, 就要走446.614 千米。

假使不到南昌,不上滕王阁,直接从湖口进入鄱阳湖,经星子、鄱阳、余干三县,返回铅山瓢泉,也有394.037 千米之遥,这些看起来都是绕路。

检查宋、元、明、清的大量诗文集,都没有人这样取道的。辛弃疾在数十年间历任了方面大员,有军事上和行政上的充分能力,也有往返长江的经验,并不会只因为对江行有兴趣,就选择了一条明显绕路又艰险的路线。那么,他为何选择溯江西上?


四、辛弃疾选择长江余干线的原因

前文已经详细比较过辛弃疾可以选择的两条返乡道路,从各方面来说,“江南运河玉山线”都优于“长江余干线”,而且,辛弃疾对这两条道路都不陌生,也没有特别的好憎。可是,从《玉楼春》和《瑞鹧鸪》的小题,我们明确看见稼轩所选择的是溯长江西上的水路,为什么呢?

辛弃疾故意迂回长江的目的,就是“避开临安,不入行在”。他已经决定彻底离开官场,也对某些人和事非常厌恶,不愿意再踏入杭州。

南宋以来,从镇江到临安之间的交通,主要是水路,主路是众人熟知的江南运河,经丹阳、常州、苏州、秀州,到达杭州。还有一条辅路,在苏州的吴江县平望镇(30°58’39.29″N,120°38’27.51″E)分路,向西经过震泽镇,在湖州治城的东方折而南下,经德清县、余杭县,同样进入江南运河,到达杭州。[62]

不过,因为余杭县位在杭州西偏,行客可以不必行舟入杭州城,而是改由陆路,从余杭县城(以30°16’36.63″N,119°56’9.26″E 为代表)直接南下,约30余千米可达富阳县城,可以节省许多路程。范成大《骖鸾录》就选择了从余杭县苕溪镇直接至富阳,在富阳老县城南登舟。[63]

由上可知,辛弃疾如果选择江南运河,而江南运河的船只必须经过行在临安。不可避免的,他必须和临安的人事交接。虽然他也可以像范成大一样,从余杭县直接南下富阳县,不进入杭州城。[64]但是,以辛弃疾的性格,和他久历官场,有众多的交游的客观原因,既然经过杭州,怎么会悄然绕道余杭富阳,而不知会杭城亲友呢?因此,他既然不愿意在临安会见亲友,也不想参与官场人事,于是就干干脆脆,远远地绕过,避开这一切纷扰。我认为,这是他选择长江余干线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决定,在他的心中必定燃烧着强烈的怨愤。其实, 这怨愤之心在《瑞鹧鸪》词里就很明朗了,请回顾这首词的全文:

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孰居无事陪犀首?未办求封遇万松。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65]

日日的行程,都是充满着打头风的行程;这位归客,是憔悴的,像邴曼容一样自免而归。朝廷中,尽是玉鼠不分与,好其似龙非龙者之辈。他希望回家以后,可以无事闲坐;他的梦中所见,是雄才大略的曹操,不过,曹操也老了。这些话,充满了怨,而且也不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从《宋史》和《续通志》的《辛弃疾传》对于他罢归守祠以后的记载,更不难理解:

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

进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 辞免。

进枢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

“辞免”“辞免”“未受命”,连篇都是如此。辛弃疾从开禧元年(1205)乙丑回到瓢泉,两年后,开禧三年(1207)丁卯九月初十日就去世了,享年68 岁。到去世之前,他都不肯再接受新职。从这些新职的意义上来看,“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等于是洗刷了他从知镇江府被罢官的耻辱,但他辞免了。他离 开镇江府前被降两官的委屈,现在又予以迁转,让他重回朝议大夫的阶等,并且“进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他又辞免;“令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他仍然辞免了。

由此看来,他宁可迂回长江险路而绕道返回铅山瓢泉,也不愿经由行在临安平稳返乡的心事,不就十分明白了吗?

五、结论

本文以现地研究法,针对辛弃疾其人其词,切入重点,作成新论。首先,全面细读原典,整理了辛弃疾的诗、词、传记,以及宋、元、明、清大量文献。然后,将信州上饶、铅山两县的山水,以古今对照方式加以整理,以诗文集所见和现地调研取得的大量GPS 数据,在Google Earth Pro 卫星地图上,将长江航路、江南运河与玉山道,都做了正确的标绘。以此为基础,重新解读辛弃疾和他的诗词,建立全新的视域。在辛弃疾生前和身后,乃至当今的论著,多数都在谈辛弃疾的怀才不遇。但是当时南宋只有17 路,他历任了湖北、江西、湖南、浙西、福建、浙东6 省的漕臣或帅臣,这些都是环绕畿甸的大省,如果说,连这样都怀才不遇,也未免言过其实了。但他本来是立志恢复中原的人才,多次上书皇帝, 也得到接见,宰相公卿中必定也有赞美他的人,这次却因举人不当而退职,那些赏识与称赞,于今何在呢?所以,“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两句,真正说出了辛弃疾晚年心境,他怀此怨愤之心,不愿生入临安,故此选择了冲犯长江风涛,迂回余干远路,大大绕路,回到铅山瓢泉,并写下《玉楼春》和《瑞鹧鸪》这两阕词,将他的选择明示世人。如果不是使用现地研究法,进行具体的现地考证,再联系辛弃疾的自身经历去解读他的行旅抉择,辛弃疾词心的千古之谜,便不能这样清晰的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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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terpretation of Xin Qiji’sCi-poetry in Perspective of On-site Study

Jian Jinsong

Abstract:Taking Jiaxuan Ci for example, this paper points out a new way of literary research with the method of on-site study which provides a new scopefor Xin Qiji’s figure, residence, and Ci-poetry, and actually reads intoXin’s state of mind in his twilight years. Based on GPS on-site researches and Xin’s Ci works such as “Yulouchun and Ruizhegu”, this paper provides anin-depth explanation of Xin’s retirement from the magistrate of Zhenjiang inhis waning years.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explores why Xin chose the Yuganroute of the Yangtze River to his residence Piaoquanzhuang in Yanshan among twowaterways. In addition to the new research on Xin’s Ci-poetry, the GPS positioning of Yushan Road from the bank of the Qiantang River in Hangzhou to Nanchang is of particularly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ransportation in Zhejiang,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in ancient times.

Keywords:Xin Qiji; Jiaxuan Ci; On-site study; Yangtze Lane; Yushan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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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翱:《李文公集》卷18,《四部丛刊正编》第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a—3b页。

[2]吴少诚自德宗贞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己酉(786年8月20日),以淮西兵马使为蔡州刺史、知节度留后, 位至彰义军节度使,贞元十六年已有“谋逆渐甚”之名(《旧唐书》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91页),元和四年十一月卒。

[3]与下一首《瑞鹧鸪》,并见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第533页。又,部分人士主张,宋词标点法,押韵处须用句号;笔者认为,使用标点符号应兼顾押韵和词意,不应逢韵便下句号,因而“树”“雨”两韵字,句后皆用逗号。

[4]南宋宁宗嘉泰四年甲子(1204),辛弃疾65岁。

[5]冲佑观在建宁府武夷山,祀武夷山神。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7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128b页,《武夷山冲佑宫碑》记其事。又,朱彝尊:《武夷冲祐宫》《曝书亭集》卷18,《四部丛刊正编》第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b页。

[6]下关在钟阜门外大江边。“七月五日……过龙湾,浪涌如山,望石头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同舟皆由此下至健康。”龙湾即其地,时代设置龙江水驿,为京师水路之首驿。见陆游撰,柴丹校注:《入蜀记》卷2,上海:,1996 年,第18 页。

[7]上海远东出版社关于仙人矶,参见黄福:《黄忠宣公文集》卷1,《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7 册,万历间冯时雍刻本,第 1b 页,书中载永乐四年七月:“初二日,早,龙江驿起船,由大胜港过茅山渡,望方山,询单桥,午至大胜驿,有仙人矶石横于中流,其势巉巗,其流汹涌,舟人每为之震讋。又有三山矶,三峰联峙于岸,其峻秀可观。是夕,风雨横江,舣舟于岸,逮中夜而作。”按:黄福称在大胜关看见仙人矶,而当晚实泊于三山矶。据第11 卷,第17b 页,《七月初一日发龙江,次日过三山》诗末句“一江风雨滞行舟”可知。且不说仙人矶在江岸,外有子汇洲,并不横于中流,单以黄福泊宿之三山矶而言,其址在仙人矶北,相距8.167 千米水程,江岸曲折,仙人矶高仅十米,当日天色阴晦,不可能自三山矶望见。事实上,本段文字中之“由大胜港过茅山渡”,皆无其事。大胜港即大胜驿,不应书于篇首,茅山港在湖州,相去甚远,茅山为道家名山,在句容县;单桥在江北六合县瓜埠山下,宋人自仪真赴建康,由此路先至长芦寺再出夹江南渡;方山在江宁县,宋人定林寺在焉,以上各地点,皆非江路所经。黄福乃山东人,初至长江,上船即询问大胜、茅山、方山、单桥等散在大江南北之南京附近古迹,又问仙人矶,舟人不胜其烦,故欺之也。

[8]张舜民:《画墁集》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1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4a 页。  

[9]辛弃疾既经营瓢泉庄,此后词中所用“秋水”二字,即皆有瓢泉秋水观的指向。见《瑞鹧鸪· 京口有怀山中故人》:“闻道只今秋水上,故人曾榜北山移。”(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6,第 530 页)

[10]徐松辑,王德毅校订:《宋会要辑稿》卷7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 年,第18 页。

[11]徐松辑,王德毅校订:《宋会要辑稿》卷75,第37 页。

[12]史弥坚撰,卢宪辑:《嘉定镇江志》卷15,《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2462a 页。  

[13]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4]“按林克斋名籍不详,据启中语意,当为豫章人,起句谓由北固易镇南昌,知其为本年写致稼轩者。稼轩于六月十九日奉移镇之命,未之任而为言者论罢,则林克斋此启当写于六七月之交也。”见《辛稼轩年 谱》,第153 页。按:林克斋《通待制辛帅》一文,见南宋《翰苑新书 · 续集》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949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20a—21a 页)。文中说:“抑九重深轸于此方,乃三锡重勤于老手。”辛弃疾三任隆兴府,邓氏于《辛稼轩年谱》第67 页中已经申明,如本年再授隆兴府,便是第四任,因此可疑。

[15]卫泾:《后乐集》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69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7b—18b 页。

[16]《宋史》卷169,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4065—4066 页。

[17]见《宋会要辑稿》卷74,第18 页,《职官 · 黜降官 · 黜降官内外任》:“嘉定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知昭州赵善资放罢。以臣僚言其缪举欺罔。”

[18]见《宋史》卷401,第16165 页;《续通志》(十通第五种)卷395,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年。

[19]见《辛稼轩年谱》,第83 页,引辛弃疾《新居上梁文》为证。

[20]张士镐撰,江汝璧辑:《嘉靖广信府志》卷11,明嘉靖五年刻本,第20b 页:“带湖书院,在郡城北灵山门外,宋淳熙闲稼轩辛先生读书所也。”

[21]《沁园春 · 和辛帅》,有“壮志求申,嫖姚未老,早以家为何谓哉,多应是,待著鞭事了,税驾方回”等语。赵善括:《应斋杂著》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59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2b—3a 页。

[22]祝穆编:《事文类聚》(即《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泰定三年庐陵武溪书院刊本,前集,卷36,民业部 · 农家,第4b—5b 页。

[23]原文作“辛巳岁,太守会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讼,阅籍,则其址为官地。明年乃议创筑精舍以居生徒”, 邓广铭改辛巳为辛未,极是,今从之。

[24]朱霁自大德四年至大德十年间,任信州路总管。见《元故通议大夫徽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朱公神道碑》:“公讳霁,字景周……至元十四年,诏改都督府为总管府,命公为扬州路总管兼府尹,官中顺大夫,佩金虎符……大德四年转信州路(总管),十年迁嘉议大夫总管衢州路……先时,郡即宋某官辛幼安第为稼轩书院,国初戍兵夺而居之,公归其侵地,新其栋宇,俨然列为学宫矣。”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1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a—5b 页。

[25]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1,《四部丛刊正编》第6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6a— 7a 页。

[26]金人承用宋代田制,据《金史》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1043 页,《食货二 · 田制》:“量田以营造尺,五尺为步,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其时营造尺的长度不详,但可由一步的长度推算。日本足立喜六认为一步相当于日本曲尺五尺,所以1 步的长度为1.515 米,1 尺长度为0.303 米。见足立喜六:《长安史迹の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33 年。以此计算,则带湖宅的用地长宽分别为372.69 米及251.49 米。不过,历代尺制十分复杂。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见河南省计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227—247 页,主张宋世量地可能使用三司布帛尺, 1 尺长31.57 厘米,准此则1 步长达1.5785 米,亦备一说。

[27]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甲集,第13a 页,《郊庙宫省祠观陵寝附今大内》条。

[28]《水调歌头》题序云:“赵昌父七月望日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见寄,过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约。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韵为谢,兼简子似。”子似,为铅山县尉吴绍古之字,绍古于庆元五年(1199)任铅山尉,则作此词时,已居住瓢泉,赵昌父希望到瓢泉秋水观来相见,他却在博山寺不能回去。见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卷4,第356 页。

[29]见《鹧鸪天 · 博山寺作》(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卷2,第136 页)。

[30]见《点绛唇 · 留博山寺,闻光风主人微恙而归,时春涨断桥》:“春水无情,碍断溪南路。”(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卷2,第139 页)。

[31]陈文蔚:《克斋集》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7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3b—8a 页。

[32]《江西省五万分之一尺地形图》,是民国初年到三十年间,陆续完成的全国分省五万分之一尺地形图之一。本文所选用的是《铅山县》《上饶县》《石塘》三幅,皆为1937 年12 月调绘,1938 年2 月制版。

[33]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卷861,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34127 页,《职方典 · 铅山县 · 鹅湖山》条。

[34]曾巩:《元丰类稿》卷17,《四部丛刊正编》第42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14a—b 页。

[35]永平镇,即以前的铅山老县城。

[36]参见简锦松:《山川为证—东亚古典文学现地研究举隅》,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 年,第306 页,注29。

[37]以上各词,分别见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第342、300、299、217、436、297 页。

[38]穆彰阿、潘锡恩等编:《大清一统志》卷3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19a 页。

[39]《嘉靖广信府志》卷12,第23b—24a 页。

[40]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卷2,第242 页。

[41]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卷3,第257 页。

[42]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卷4,第297 页。

[43]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卷3,第264 页。

[44]《辛稼轩年谱》,第129—130 页引述《沁园春 · 再到期思卜筑》词,邓先生不认为是回到已经建成的自宅,他说“稼轩前此既不时游憩其地,则期思附近必原有可供憩居之所”,所以是他人房舍,并非瓢泉宅。他既这样主张,乃认为卜筑期思的时间始于绍熙五年(1194),在庆元元年(1195)落成,庆元二年(1196) 徙居(见第133、135 页)。其说应非。

[45]以铅山县城GPS 位置为例,我先依《铅山县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绘出老县城图形,再依《铅山县志》第3 卷第13a 页所载“驿铺,在北门大义桥”而定。又,本表及全文资料有KML 文件,可在GEP 程序中使用, 读者如有需要,请Email:cschien@mail.nsysu.edu.tw.

[46]长江上逆流与顺流航行速度,例如陆游《入蜀记》,自京口至江州,实际航行约十六日;范成大《吴船录》,自江州至京口,实际航行约七至八日,相差约一倍。计算时已考虑了登岸酬酢及风向的因素,将其影响排除之后,得到如上的数据。

[47]杜甫,杨伦注:《杜诗镜诠》卷18,台北:华正书局,1988 年,第903—907 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

[4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12,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8190—8197 页。

[49]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125,《四部丛刊正编》第44—45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1a—8a 页。

[50]张舜民:《画墁集》,卷7 及卷8,《郴行录》。张氏于元丰六年癸亥(1083)五月二日自顺德府出发,十月十六日抵郴州,途中纪行之作。

[51]参见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1,第6a—7a 页《稼轩书院兴造记》也说:“广信为江、闽、二浙往来之交,异时中原贤士大夫南徙,多侨居焉。”

[52]南宋朱熹和真德秀都有关于铅山县学兴造和重修的文章。见朱熹:《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8,《四部丛刊正编》集部第52—5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22a—24a 页,《信州铅山县学记》,作于淳熙七年庚子(1180)九月。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5,《四部丛刊正编》第6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1a—2b 页,《铅山县修学记》:“作于绍定初元,五十祀矣。”绍定为宋理宗年号,元年为戊子(1228),距离朱子作记将近五十年。

[53]最知名的就是范成大《骖鸾录》和《江西道院集》,《骖鸾录》(清乾隆鲍廷博校刊),收入《知不足斋丛书》,全文首云:“石湖居士以乾道八年壬辰(1172)十二月七日发吴郡,帅广西,泊船姑苏馆。”自富阳县至南昌隆兴府这一段,走玉山、上饶线,有详细行程。《江西道院集》为诗卷,载于杨万里:《诚斋集》卷24,《四部丛刊正编》,第57—58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10a—19b 页。收集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四月九日至五月五日赴官江西的诗作,在桐庐、钓台、兰溪、横山、上饶灵山、铅山、龟峰、贵溪、弋阳、鄱阳湖等地皆有诗。陆游于淳熙七年(1180)十一月自江西返回临安,十二月间经行此路。见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3 册,第1015—1030 页,也由此路。其他宋、元、明、清之纪行甚多,不一一详述。

[54]《续通志》卷395,第5627a—5628a 页。

[55]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1,第39 页。

[56]吴头楚尾是江南运河书写中的常见用语, 宋元明人诗文中,有用于丹徒,也有用于丹阳,也有用于苏州等地。

[57]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6,第519 页。

[58]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1,第78、80 页。

[59]南宋知镇江府官员常兼“沿江安抚使”,和长江有密切关系。

[60]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1,第52 页。

[61]范家池、邬子口都是范成大《骖鸾录》中的地名,范家池疑在今南昌县范湖村一带,邬子口在进贤县与余干县界、信江进入鄱阳湖之口,当即今日瑞洪镇(28° 43’43.00″N,116° 24’16.43″E)。

[62]杭州与湖州间通航极便,以明人集证之,明田汝成《田叔禾小集》(明嘉靖四十二年田艺蘅刻本)第8 卷第30a 页《觐贺行》:“嘉靖十八年己亥,十月十二日丙子,晓发,入武林港,至雷殿,德清知县李蘖来讯。三更,抵湖州。”又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收入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6 年),第7 册第252 页《役南琐录》:“崇祯六年癸酉(1633)五月,十二日,五鼓抵湖州,不令当事知也。解维行细雨舟中……十三日,饭后抵北新关,易小舟,重新坝走西湖。”

[63]《骖鸾录》,第4b 页:“二十三日,宿余杭县苕溪馆。……二十八日,陆行,发余杭,与吴之兄弟妹侄及亲戚远送者别。……呜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舆遂行。……晚宿富阳县废寺中,即客馆也。”

[64]此外,如果辛弃疾到了杭州,不想入城,江南运河杭州段也有河道,可以沿城墙外到钱塘江。

[65]“未办求封遇万松”句意不明。《汉书》卷97 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4086 页,《王莽传》有“欲求封,过张柏松”之语,不知是否由此而来。这个典故的本义,是讥讽求官得官的不公义。

编 辑  |  许可 苏瑞欣

原刊《数字人文》2020第一期,第039-061页。 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