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嬗变视域下老北京叫卖声的历史变迁

作者:梁轩;转自:公众号 DH数字人文

未来学者论坛

梁轩 /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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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北京叫卖声的形成,与北京的胡同空间、皇城属性和季节特征密切相关,具有极强的北京特色。文章以老北京叫卖声的媒介载体变迁为主线,探究不同媒介载体影响下叫卖声本身的变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城市记忆和社会文化的变迁。研究发现,叫卖声建构了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文学化呈现使之成为老北京的声音象征。而建国后的舞台化呈现,则使得叫卖声逐渐艺术化,服务于政治宣传。改革开放后,老北京叫卖声则成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商品。数字时代的到来,叫卖声得以通过“声音博物馆”的形式,重新被民众所知。研究认为,老北京叫卖声在不同时代的媒介化变迁,都是对北京城市属性的强调与重塑。数字化对于老北京叫卖声的“打捞”,则是在作为“冰冷的大城市”的现代北京中重新找回“人情味儿”的理想化尝试,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为将来VR、AR等技术“复原”老北京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老北京叫卖 声音景观 城市记忆 媒介化 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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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卖声,俗称“货声”“吆喝”,是旧时商贩在走街串巷时,为招揽生意而做的口头广告,本质上是农业社会“行商”的产物。这种口头广告,既包括靠嗓子的吆喝,也包含各种响器的使用。因此,最初的叫卖声,是以人的身体和响器为媒介,通过编码和解码形成的口语传播。商贩将自己所售卖的货品和服务信息编码为吆喝声和响器声,从而达到在大街小巷中迅速传播的效果。而居民则需要具备相应的解码知识,才能够识别不同行业的吆喝与响器,及时出现在院门口,买到自己需要的货物。在这个层面上,叫卖声属于让人有意倾听,传递特定信息的“信号音”。

而老北京的叫卖声,则是目前留存种类最多,资料最丰富,最为有名的叫卖声,具有鲜明的北京特色。具体来说,则特指成熟于清末民初,消隐于“三大改造”,主要存在于未被大规模拆除和改造的北京胡同这一空间中流动商贩的吆喝声。对于听者而言,能够听懂北京话,是识别不同叫卖声最基本的解码能力。正如侯宝林、郭启儒在相声《卖布头》中所演示的那样,同样是卖糖葫芦,不仅天津和北京的叫卖声不同,甚至在北京城内,东南西北城的叫卖声也各不相同。可见,叫卖声天然具有着方言的烙印。

另外,老北京叫卖声也与北京的胡同空间、皇城属性和季节特征密切相关。正如“中国吆喝大王”臧鸿所说:“吆喝既要有规矩,又要有艺术性,瞎喊不行。在大宅门前吆喝,要拖长声,既让三四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听见,又要透出优雅,不能野腔野调地招人烦。”[1]胡同本身的纵深感,以及四合院层层嵌套的特点,使得老北京叫卖声要想穿透这些空间让人听到,就需要拖长音,从而形成“中间常常有一个很大的停顿或者拖腔”的声音特点。[2]皇城本身多居达官显贵,又使得老北京叫卖声运用传统曲艺表现形式“贯口”,配合各种响器,形成了一种比较优雅、好听的叫卖方式。而北京四季分明的特点,也使得各个时节售卖的商品不同,叫卖声也随之具有了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正如明代史玄在《旧京遗事》中所写:“京城三月时桃花初出,满街卖唱,其声音艳羡。数日花谢将阑,则曼声长哀,致情于不堪经久,燕、赵悲歌之习也。”

因此,在口语传播时代,老北京叫卖声正是依托北京的胡同空间、皇城属性和方言生长出来,成为了具有“京味儿”的、四季分明的“标志音”。随着媒介形态的变迁,老北京叫卖声的呈现也逐渐脱离单纯的口头广告,在文学化、舞台化和数字化的交错光影里,不断衍生出新的意涵。

文学想象:静谧幸福的老北京

清末民初,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老北京叫卖声逐渐发展成熟,达数百种之巨。[3]“贯口”、响器所赋予的音韵之美,以及位于北京这一文人墨客聚集地的近水楼台,使得老北京叫卖声得以登堂入室,从具有烟火气息的市井文化,逐渐转变为知识分子笔下系统化、艺术化的文学符号。

对于老北京叫卖声较早的、详细的文字记录,当属清末蔡省吾编著的《一岁货声》,以及民国时期康斯坦特所著的《京都叫卖图》。两本书均按照时令节气,对叫卖声进行了客观、系统的记录和归类。其中,《京都叫卖图》还依托图像、五线谱等媒介,尽可能复现了当时叫卖人的形象以及叫卖的音调。这种文本的记录,虽然不能够对叫卖声进行完全的还原,但是仍最大限度地使用文字和图像,承载了老北京叫卖声的声音元素,也使得叫卖声第一次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在叫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传播。

与这种客观、详实的记录不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叫卖声,则更为主观、感性。那些妙趣横生的细腻描写,不再是对老北京叫卖声的忠实记录,而是依托个人情感的再编码。在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文学描写中,以老北京叫卖声为媒介,作家个人的生命历程与老北京的城市记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声音景观。对于冰心而言,“羊头肉赛梨的萝卜来”的叫卖声是悠长、凄清的,是初来北京的消沉。[4]对于梁实秋来说,老北京叫卖声是童年的美好回忆:“听见打糖锣儿的声音,规矩都被抛到脑后,得意忘形地向大门外跑。”[5]而在周作人看来,叫卖声则与自己晚睡时的夜宵联系在一起:“北京叫卖声中有卖硬面饽饽的约略可以相比,特别在寒夜深更,有时晚睡时买些吃,味道并不坏,但是买来时冻得冰凉的,那“双喜字加糖”之类差不多要在火炉上烤了吃才好了。”[6]在作家的笔下,老北京叫卖声脱离了口头广告的最初意义,转变为一种具有温情色彩的、美好的艺术符号。作家个人带有怀旧“滤镜”的美好记忆,就这样与叫卖声联系在一起,也为老北京叫卖声本身及其构成的老北京生活,打上了一层静谧幸福的光晕。

这种个人记忆与城市记忆交织形成的声音景观,并不仅仅局限于“声”与“意”的表达,而是呈现出一种混搭了个人记忆与声音在场的时空景观,既是一个物理环境,同时又是感知该环境的方式和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建构。[7]随着文学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作家所建构的声音景观,也传播到没有在老北京生活过,甚至从未听过老北京叫卖声的读者脑海里。优美的叫卖声,安宁幸福的老北京生活,就通过这样的文学处理,被建构成为了一种具有“共识”意味的艺术化真实。

由澳大利亚(祖籍德国)著名摄影家海达•莫理循女士(Hedda Morrison 1908-1991)于1933年至1946年在北京居住期间拍摄。图源搜狐:https://www.sohu.com/a/274429127_241009

这种真实,是作家本位的真实。而叫卖人本身谋生的不易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底层的艰辛,由于主体缺乏记录的载体、能力和自觉,基本都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通过关注叫卖人的作家的文字,我们才得以窥见叫卖人的声音景观。1933年第16期《人间世》刊发永学文先生一篇《北平通讯》,内记天桥叫卖声,其骂人一招令人叫绝。“先农商场中有一卖糖的老者,专门骂街,招揽顾客。上自祖宗、奶奶、王八兔子,下至蛤蟆、臭虫、晚辈三孙子,主席、司令、师长、日本人,更好骂女学生……直骂得胡须飘摆,沫星飞溅,听的也笑了”。[8]如《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中诗人范成大闻听凄凉的叫卖声,发出“劳汝以生令至此”的感叹。这些叫卖声,正如任重所总结的那样:“扛着或挑着货物,在风里,在雨里,或者就在艳阳天里吧,求售不得,声音总是以凄凉忧伤为主。”[9]然而,这些文字仍是作家本位的描写,表达的仍是作家的感受,如永学文对于“叫骂声”的记录,仅仅是觉得有趣。叫卖人本身的感受,实际上被文学化描述所遮蔽。

舞台呈现:抽离情境的艺术化展演

社会底层真正站在聚光灯下,得到大量媒介呈现,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全国文盲率高达80%的社会现实,[10]决定了文字这一媒介无力承载解蔽并到达社会底层的重任。话剧作为“能够直接、面对面地对广大集体发生影响,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感情上产生共鸣”的艺术形式,[11]为文艺创作到达工农群众,契合党和政府宣传动员的诉求提供了可能。

在这一背景下,受苏联斯坦尼拉夫斯基演出体系的影响,要求演员观察生活、揣摩角色、形成角色行动的“内心视像”以作为形象创造依据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逐渐形成。[12]老北京的叫卖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演员观察、学习底层人民的一个窗口。此时的老北京叫卖声,已不再是作家笔下无意间展露的文化元素,而是话剧导演有意征调的声音符号。导演焦菊隐在《龙须沟》排练过程中,为准确展现北京特定环境中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提出要在幕后营造出各种小商贩吆喝声的舞台效果,青年演员便走街串巷模仿小商贩的叫卖声,形成了《龙须沟》话剧中以叫卖声为主体的背景音。[13]这种舞台化呈现,使得老北京叫卖声第一次脱离了叫卖人和市井,由演员“全息”地进行艺术化展现。

然而这种展现,并非单纯将叫卖声通过话剧表演,由市井“挪移”到舞台,“而是应该随着剧情的发展及人物思想行为的变化,起到烘托陪衬作用”。[14]这种舞台化,实现了艺术性的话剧舞台对草根性的老北京叫卖声的收编,是对叫卖声本身的“再编码”。在包容草根声音元素的同时,舞台本身也成为了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性质的“新舞台”。文艺不再“总是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打转”,而是“扩展到广大的农民、士兵和工人间”,[15]老北京叫卖声粉墨登场的背后,是国家性质的转变和社会阶级的重组。

而在1962年中央电视台“笑的晚会”和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老北京叫卖声则作为晚会节目,以合唱的形式呈现,完全抽离了叫卖声原有的情境。表演者不再是叫卖者,甚至不是话剧中乔装打扮成叫卖者的演员,叫卖声也不再是叫卖声本身,而是成为了《老北京叫卖组曲》合唱的组成部分。在晚会的舞台展演中,叫卖声被完全艺术化了,依托电视这一全国性媒介,最大限度跨越了空间的障碍,为全国人民所知晓,成了能够为观众带来笑声,具有娱乐色彩的电视节目。

《老北京叫卖剧》剧照,图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老北京叫卖/6960625

这种依托电视等大众媒体的舞台化呈现,还使得老北京叫卖声再次回归为一种经济行为的本质,具有了全新的经济价值。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张振元、张桂兰、臧鸿、马松林、武荣璋、芦志东等一批民间叫卖艺人纷纷涌现,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1981年电影《伤逝》导演找臧鸿配音吆喝声后,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北京的传统文化活动,只要有吆喝的地方,都少不了他,吆喝成了他红火的事业,他甚至还请了经纪人。[16]

然而,与这种舞台化的、抽离情境的老北京叫卖声的红火相伴的,则是老北京大街小巷中叫卖声的渐渐消失。

三、数字人文:“打捞”老北京的声音景观

老北京叫卖声在现实生活中的消失,与建国后“三大改造”完成、小商贩绝迹,改革开放后胡同空间的迅速消失,以及大量行商逐渐为坐商所取代有关。因此,客观来说,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老北京叫卖声作为口头广告回归日常生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然而,继文学化、舞台化之后,老北京叫卖声在今天又被重新“打捞”出来,以“声音博物馆”为载体,进行了数字化呈现。那么,这种嵌入实体空间的数字化呈现,与文学化、舞台化的呈现有何不同?又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呢?笔者对于位于史家胡同的声音博物馆进行了田野调查,以期找到答案。

声音博物馆是史家胡同博物馆中的“馆中馆”,面积仅有几平方米,内有一台触屏电脑,存有200多种老北京的声音,其中收录了数十种老北京的叫卖声,并按照春夏秋冬四季进行分类。声音博物馆所依托的史家胡同博物馆,是北京市第一家胡同博物馆,也是第一家社区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

当前,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大众点评分数为5分(满分),每日人流量约为300人,已成为北京新兴的景点之一,吸引了对北京历史文化和胡同生活感兴趣的各个年龄段的游客。此外,作为社区博物馆,史家胡同博物馆也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社区居民及社会人员均可通过公众号报名参加,这使得博物馆成为部分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嵌套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中的老北京叫卖声,也因此得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声音博物馆作为一个可以互动的场所,受到了史家小学小朋友的欢迎。由于每周二下午史家小学放学早,大量小学生都会在家长的带领下,进入博物馆玩耍。一位家长表示:“他(孩子)一来就去听那叫卖声,每周都来。”[17]声音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展览地点之一。并且老北京叫卖声作为媒介,也打开了家长的城市记忆,从而对孩子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比如一位家长就对孩子讲述了自己小时候不会去理发店,而是要等着“唤头”[18]的声音出现,把剃头匠叫进家来给自己剃头的故事。

而通过数字化包装,老北京叫卖声本身也逐渐成为一种另类的流行元素,重新焕发了活力。如在综艺节目《生活相对论》中,声音博物馆创始人秦思源就和当红歌手王嘉尔一起,创作了具有老北京叫卖声元素的歌曲《酸梅汤》,引起了大家对老北京叫卖声的关注。

因此,虽然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经远去,老北京叫卖声注定无法像从前一样,回归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声音史料,实际上成为了唤醒老一辈人集体记忆的“引子”和新一代人了解北京历史的“窗口”,构成了不同世代的人跨越代沟进行沟通的“媒介”。

但是也应当注意到,这种数字化的叫卖声,实际上已经改头换面。由于大部分声音都是找到表演者进行演绎的,这导致这种媒介化的“再现”难免有些失真。年近80的刘大爷是个老北京人,尽管在听这些叫卖声的时候,大爷拿出手机认真地录了下来,但他还是觉得“和小时候听到的不一样,也有点像,但还是不一样”,并且在他看来,很多叫卖声都没有录进来,很可惜。

而数字化的呈现,也带来抽离具体情境、叫卖人情感,甚至抽离叫卖人身体的问题。对于一年级的佳明来说,尽管他没事就会来博物馆,触摸电脑屏听叫卖的声音,但是他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个东西好玩儿”,这些叫卖声对他而言只是一些陌生的声音,并不意味着等待糖人的喜悦,更不会知道叫卖者是什么样的人。曾经能够调动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叫卖声,如今只能调动人的手指和耳朵了。因此,数字化的叫卖声,在保留叫卖声的同时,也将其由一个调动多维度感官的媒介,降维到只需调动触觉和听觉了。

媒介化历程:“召唤”北京

纵观老北京叫卖声的媒介化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文学化、舞台化,还是如今的数字化,每一次老北京叫卖声的“再编码”,都是对北京这一城市独特性的塑造和强调。而这种强调,正是源于北京城市特性不断丧失的危机。

民国时期,随着首都地位的丧失,老北京的皇城属性渐渐隐而不彰。这使得知识分子的目光下移,开始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于是,老北京叫卖声开始大量被作家所征用,皇城气息就这样收敛起来,具有烟火气的百姓日常生活开始显露,逐渐成为塑造老北京城市形象的声音符号。在这一过程中,老北京的媒介化呈现,实现了由象征权力与威严的皇城北京,到象征静谧幸福的日常生活的老城北平的转变。

建国后,北平再次成为北京,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在强大的国家叙事面前,北京的政治属性掩盖了明清的皇城遗韵,也掩盖了民国北平的烟火气。在这一时期,老北京叫卖声为政治所征用,进行的舞台化呈现,实际是为了满足文艺走向群众的需要,根本上还是服务于政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其政治属性就在种种文艺作品的“召唤”下不断强化。老北京叫卖声,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声音符号。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打开,北京逐渐转变为一个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特性受到了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猛烈冲击。在此背景下,声音博物馆对于老北京叫卖声的“打捞”,可视为北京重塑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尝试。具体来说,一方面,数字化的老北京叫卖声,是对老北京物质空间消失的补偿。北京在资本驱动下进行了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再生产”,使得大量胡同被毫无北京特色但有利于资本增殖的现代建筑所取代。这种损失已无法挽回,因此只能通过尚存的声音,对老北京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打捞”;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个人主义在中国兴起,宏大叙事被“祛魅”了,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因此,作为老北京普通人的生活象征,具有烟火气息的老北京叫卖声,相较于“国粹”京剧等具有国家意象的声音,对普罗大众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更能够“召唤”出人们记忆中的老北京,从而塑造北京的城市个性,应对由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所带来的北京文化逐渐被稀释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媒介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为重塑老北京的地景和声景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媒介技术,人们有可能在赛博空间中回到老北京,目力所及是老北京多如牛毛的胡同空间和传统北京人的四合院生活,耳中所闻是以老北京叫卖声为突出特点的传统声音景观,通过具身认知和全感官体验,再次与老北京邂逅。因此可以说,数字化对于老北京叫卖声的留存,不仅仅是为当下留存北京的声音史料。“召唤”北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及时留存日渐消亡的老北京叫卖声,为将来新媒介技术重塑老北京提供声音素材。

总之,老北京叫卖声作为北京的“标志音”,在不同时期因应不同的需求,进行了各具特点的媒介化呈现。文学化、舞台化、数字化的层层编码,使得老北京叫卖声早已脱离了原来口头广告的性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一种美好灵动的、象征“人情味儿”的艺术化声音。数字媒体对老北京叫卖声的重新“打捞”,实际上是对今天“冷冰冰”的国际大都市北京的一种有声的控诉与质询,也是一种力图重塑北京“人情味儿”的城市特性、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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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the Sound of Street Vendors in Old B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Transmutation

Liang Xuan

Abstract: The sound of street vendors in the traditional Beij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Beijing’s Hutong space, imperial city attributes and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a strong Beijing characteristic.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es in the media which carried the sound of street vendors. The article also trie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nd of street vendor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urban memory and social cultur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ound of street vendors constructed the daily life of old Beijingers, and the literary presentation made it an acoustic symbol of old Beijing.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aged presentation gradually made the sound an artistic form and served political propagand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ound of street vendors in traditional Beijing became a cultural good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sound can be re-known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sound museum.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media changes of the sound of street vendors in the traditional Beijing in different eras have emphasized and reshaped Beijing’s urban attributes. Digitization is an idealized attempt to get the “human touch” back in modern Beijing, which is named by “a cold big city”. It storages a lot of valuable sound, which can be used by VR, AR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rebuild the traditional Beijing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ound of Street Vendors in Traditional Beijing; Soundscape; Urban Memory; Mediatization; Digital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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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封帆

注释:

[1]张洪山、张春山:《强者创造时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6页。

[2]姜燕:《汉语口语美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0页。

[3]据《燕市货声》(清光绪)载有400多种,转引自岳春生:《粉墨留痕:新中国节目单和入场券珍藏故事(1949—2014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

[4]徐鲁:《冰心的故事》,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5]高维生:《才情梁实秋》,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8页。

[6]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1930—1936),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7]艾米丽·汤普森著,王敦、张舒然译:《声音、现代性和历史》,《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2期。

[8]蔡玉洗,董宁文编:《冷摊漫拾》,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90—191页。

[9]任重:《商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8页。

[10]滕纯编:《中国教育魂:从毛泽东教育思想到邓小平教育理论(上)》,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11](苏联)卢纳查尔斯基:《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郭家申译:《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58页。

[12]田本相:《关于建立中国话剧表演艺术体系的若干问题》,《艺术评论》2008年第6期。

[13]蓝荫海:《〈老北京叫卖组曲〉的由来》,《文艺报》2012年7月2日。

[14]《龙须沟》导演焦菊隐对剧中叫卖声的定位,见于许秀林著:《相声那些事》(修订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15]欧阳予倩:《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新民报》1949年7月2日。

[16]张洪山、张春山:《强者创造时机》,第276页。

[17]来源于一位居住在史家胡同的,带着二年级的孙子来玩的家长访谈。

[18]“唤头”是一种金属叉子,能够发出打铃一般的声音,可以传出很远,告诉人们剃头匠的到来。

原刊《数字人文》2021年第1期,转载请联系授权。